刘若望

　　如果只提“刘若望”的名字，有些人可能觉得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到798创意广场上的那群狼，提到观音堂文化大道路旁的“红脸陕北农民”，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哦，我知道，是他呀!”对，就是他!很多人因为《东方红》、《人民》等系列，喜欢用“红色”来诠释刘若望的作品，但是当我走进这个“独行侠”时，我深深意识到仅仅用“红色”来解释刘若望是不够的，这是一个热爱雕塑的年轻人，他想通过表现有力量的对象，从而在内心上获得自我超越，获得生活力量。

　　“红色”烙印

　　刘若望出生于歌颂《东方红》的故乡——陕北佳县，璀璨的黄河文明，灿烂的黄土文化，是他的骄傲。那里的人们纯朴、粗狂、大度，冬天爱穿着和土地一样黝黑的棉衣，头上不忘裹着“羊肚肚”，与革命时期的陕北农民装扮没什么太大区别，似乎陕北就一直带着“红色”特征从革命走到了改革开放，那里的人们也一直沉浸在“红色”里，刘若望亦不例外。

　　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嘴里时不时都会哼着红色歌曲。刘若望笑着说：“不是因为我们对红歌有多大的感情，是因为在我们的成长阶段里面没有其他音乐，只有红歌，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在刘若望的记忆里，小时候只要村里有放露天电影，电影开演之前村里的高音喇叭总是要唱一段红歌;那时的工人每到吃饭休息的时候，厂里的喇叭也会习惯性放一段红歌;家人从田地里背着锄头回家的时候，嘴里一贯哼着的也是有着陕北调调的红歌;甚至到了八十年代初，家里用来糊墙的“壁纸”全是《****去安源》。

　　在那个特殊时期里，听到的，看到的都是有关革命的东西，人们改变不了这些东西。“不管你是去歌颂，还是去反驳它，其实体现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样东西在你心里的烙印太深了”刘若望这样总结道。

　　东方红

　　红色情筑英雄结

　　“人在成长的时候接受了什么东西，在你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管是喜欢还是厌恶你总是脱离不了的”， 用这句话来形容刘若望和“红色”之间的关系是最为恰当的。在刘若望小的时候，唯一高兴的事就是能听爷爷讲故事，在爷爷的影响下，童年时期的刘若望就看遍了《三国》、《西游记》、《水浒》等名著的连环画，再加上在学校书本上接触到的邱少云、刘胡兰、董存瑞等人民英雄，年少的刘若望比同龄男孩子有着更深的英雄情结。每当夜幕降临，刘若望躺在床上脑海里总是不断出现连环画和课本上的英雄人物，于是他就开始不断地画着关羽、孙悟空、鲁智深这些英雄。在采访中刘若望坦言相比课本上出现的红色英雄，他自己更喜欢连环画里面被神化了的英雄。

　　长大后为了生活，刘若望离开西安孤身来到北京，这才意识到现实中的生活和武侠小说并不一样，不是一有不顺，一声呐喊就有同道之人伸出援助之手。尤其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面，没有人会停下自己的脚步来关心你，刘若望不止一次独自对着马路上来往的车辆和街道旁鳞次栉比的楼房叹息，在北京独自挣扎生存的几年里，这个不善言语的陕北男人有太多的话想要说，有太多情感需要去宣泄，他才发现在这个偌大的都市里面只有艺术才是让他“开口说话”的最好途径，只有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才敢肆无忌惮地将心中的不满和疑惑呐喊出来，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将心中的话和多年的英雄情节与他的雕塑作品融为一体。

　　每个艺术家的作品和他自身生长的地域，以及生活经历、内心感受和性格志趣是浑然一体，相随相生的，刘若望亦不例外。2004年春节，刘若望独自一人在北京租的不到15平米的小屋里，看着屋外飘着大雪想到数年来一事无成，连过年都无法回家团圆;一想到昔日曾辉煌的西北家乡如今已是贫穷落后的象征，革命虽已成功半个多世纪，家乡人民却依然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但他们仍等待着救星来改变他们的生活，一切是那般无能为力，刘若望不禁潸然泪下。就是在这种孤独、无助、困惑下，刘若望创造出了《东方红》系列，他借用秦汉雕塑的造型与汉代漆器的主色黑、红、白来表现过去西北的辉煌及西北人的纯朴、粗狂和大度。黑色符合西北人冬天穿的棉衣颜色，红色象征着革命，几乎没有变化的动作体现西北人民昔日齐心协力、歌颂共产党、支持革命和今日向往美好将来的早日到来。《东方红》系列里面那个双手高抬，脸朝天呐喊的农民，无疑就是那个时期刘若望内心最真实的写照，那面容呆滞的神情是被生活压抑的麻木，那朝天呐喊的动作是来自心底深处最强有力的无声反抗。

　　刘若望告诉我，他创作时很少使用现代大工业的不锈钢材料，也不过分炫耀铜质材料的古典高贵感，他作品中的人物没有复杂的动作与夸张的造型，而是像中国古代石窟中的佛像那样，有着无言端坐的宁静与沉稳，连衣纹也简化到最简单的样式，这是为了使他所表现的英雄人物具有了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和性，更是想诉说英雄来自于人民，人民就是英雄的艺术观和历史观。

　　Wolves winter

　　“红色”与艺术无关

　　刘若望的《东方红》系列中的陕北农民：白色的“羊肚肚”手巾，黑色棉袄，红通通的脸膛，怀抱着的赶羊铲，这曾经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图式;在《人民》系列中：红军的八角帽、民兵的白头巾和白腰带、白绑腿和青灰衣服搭配在一起，加上人物的红脸膛、黑胡子，手上的大刀、红缨枪、步枪构成了过去有关“人民**”的视觉符号。很多不了解刘若望的人，习惯把他的作品当作红色艺术品来收藏，这常常让刘若望自己哭笑不得。

　　在西方完整的收藏体系中，人们收藏的往往不是艺术品而是艺术家，看着艺术家一生的作品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蜕变，当你肯定他艺术作品里表现的思考方向，你才会觉得有意义，才会去收藏它。在中国，人们处于应试教育的压力下，对艺术并没有很强的判断力，所以就寄托于机构去判断，再者当人们在大众媒体上不断去接触到一个艺术家的信息和作品的时候，就会在潜意识里面认为这个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是优秀的，这样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以作者去看作品，而不是以作品去了解作者。所以，西方的收藏具有持续性，一个藏家会对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跟踪，而在中国的收藏是不确定的，“红色收藏”的热潮也是一样。

　　“任何的收藏都是要有代表性的，没有代表性的收藏是不可取的，同样红色收藏中真正具有那个时代特色和代表性的艺术品才会有它的价值，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收藏的价值也不大，它与艺术无关，只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和代表。”刘若望觉得对于收藏包括红色收藏，藏家们不应该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艺术品可能存在的升值空间，艺术作品的升值不仅仅是由本身的艺术价值决定的，还与社会整体的大背景和政策方向有关，谁都无法正确预算到未来什么艺术品具有真正的升值空间和价值。就如《****去安源》这幅画拍出高价，不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有多大，而在于这幅画本身拥有的历史意义，以及影响几代人的广泛群众基础。

　　在刘若望看来，自己的作品呈现方式上偏向“红色艺术”，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可以划分到“红色”这个体系里面的，但还是存在很多不同，特别是他的作品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创作出来的，和六七十年代的艺术家在那个思维被压抑只为革命做宣传的时期所表达的思考方向和内涵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况且，“红色艺术品”是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品，它的收藏在于对历史的一种情感收藏，与艺术并无多大直接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则主要是收藏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他的探索方向，本质是藏家看上了艺术家的创新能力和艺术家对世界独特的探索视角，一直跟随他的脚步，因为喜爱而去收藏，它是一种个体化的东西，而“红色收藏”是集体化的东西，刘若望觉得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在刘若望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代，“红色”只是他的一种间接的经验，不过他通过自己充满想象和幻想的头脑，对所接受到的历史信息所进行了新的编码和重组。这些信息的重组未必是意识形态的，也不像“红色艺术品”那样出于教化目的，它只不过是刘若望的个人成长经验的自然反映，是他的生长环境，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生活现实给了他创作的灵感。这些红色的符号，在刘若望的作品中，代表了一种传说，一种力量，这些红色因素从过去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成为刘若望表达情感的一种表象，给人们震撼一击。

作者：周子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