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创作最具启发性的无疑是在台湾被日本殖民时期(1895─1945)，由蒋渭水与卢丙丁等人创立的台湾文化协会(1921─1927)，于1926年成立专门放映默片的电影巡回放映队“美台团 ”(1926─1927)。

　　当时属于台湾人经营的戏院内，通常会有日本警察与消防队员坐镇于观众席的最后一排，藉以监控、防止台籍电影解说员(辩士)，藉机鼓吹反殖民意识。而属于台湾文化协会电影巡迴放映队的电影解说员，则会利用只有台湾观众才能听懂的方言、俚语与谚语，将原本不具反殖民色彩的默片，“曲解”成具反殖民意涵的情节，而戏院内了解这些方言、俚语与谚语的观众，则会以大笑、鼓掌、吹口哨等声音与肢体动作，回应台籍电影解说员对电影内容的“曲解”。虽然“美台团”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只实际存在两年，但从这个历史案例里，我们可以认识到早于1926年时，“美台团”已发展出跨界式的文化行动策略。

　　对我而言：“美台团”的默片电影解说员与观众之间的互动行为，既是以影像为媒介，又是溢出影像之外，进行的一场对话性演出。尤其当日本警察离开他原先坐在戏院最后一排，从高处往下俯瞰的监控位置，走到观众与电影解说员之间，企图制止这场互动行为继续下去时，日本警察不但成为观众围观下可见的殖民者，更成为在众人集体注视下的“被监控者”。而无论日本警察的制止行动最后是否成功，但在那个当下，日本警察都被迫成为这场互动行为中，同时扮演殖民压迫者与“被监控者”的双重角色。而原本的电影放映空间，也成为监控者与被监控者互换位置，以及让音像/话语/剧场/文化行动等不同艺术表现形式，共构成一个既相互交织又彼此衝突的多重辩证场域。

　　循着这个联想，我们可以想像一部原先可能是殖民统治者企图教化被殖民者的电影，因某个具能动性的观众，自行“曲解”与再转译、再想像、再叙述，以及经过不断口耳相传的过程后，很可能会演变出无数部反殖民主义的“谣言电影”。

　　註：“谣言”在中文的原初意涵是“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或谚语”，因此，“谣言”的意思应更接近──人民通过诗性的语言、歌谣和虚构的叙事策略，对掌握统治机器的权力者与具体的社会问题，进行介入与干预，并藉此生产出不同于统治者观点的各种异议史观与异议想像。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陈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