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桐（以下简称郭）：《具象油画展》以来，你的一批新作给人印象很深，在油画年展上获奖的《红色的领巾》尤其显示了你的实力，这批作品虽然在面貌上和以往截然不同，但显然又保持了一脉相承的“陈式”格调，以你作品主人的感受，谈谈这批作品好吗？
　　陈文骥（以下简称陈）：我这个人易变，想法也多，所以在画面上的反复变化也比较多，我不喜欢重复，要我临摹一张画就很困难。“具象展”的这批画是我90年从西班牙回来后创作的，出去这一段看了一些原作，尽管因为语言的关系我不可能有多么深入的了解，但我感觉他们的文化气氛与我们不一样，尽管有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在介入社会问题方面很突出，并且这些作品作为一种社会代表性的东西在不断地向全世界作介绍，但我发现大部分人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独立，更加安静，更加超乎于社会的约束，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更富于人性味的生活。我回来以后，加强了艺术的独立意识，我感觉人其实可以很安静地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尽管他也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但他同样可以在观念上、在行为上不去介入社会，独立地满足自己的思路，完成自己的意识，这样特别符合一个人本能的东西，我很欣赏这一点。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的表达，借助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将需要表达的东西达到一定的升华和提高。所以我在绘画语言方面考虑得比较多。 　　
　　郭：你的画面很耐看，整体气氛感强，很多细节都非常精彩，看得出你非常注重画面的“样式”，制作上也很讲究。
　　陈：以前的那一批作品，我自己感觉在构思的时候下的功夫很多，又比较注重社会意识，在表现形式上也会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制作时就很冷静了，没有更多的个人因素，上画布了就很快也很平净、利索。回国后我更注意尊重自己个人的感受，这种感受就是在作画的过程中也不会间断，而且必须每时每刻吸收新的感受，同时在技术上也作了一些调整，看原作给我刺激很大，很多十九世纪的绘画在对材料的认识和个人表达方面都给我启发，这里面反映了人类很敏感、很细腻的层次，是人类本身一种智慧性的成果，对此我感受很深。
　　郭：听说你摆静物要花很长时间。 　　
　　陈：因为行为和思考结合为一体了，我摆静物，就是我的思考，只要我一动手，思考也伴随而来，而我思考是否成功，取决于我摆静物的过程是还否顺手，这个过程往往比较长，摆的过程要不断利用现象来思考，和以前完全是抽象的思考不一样，现在好象是借助具象的内容，但组成的是抽象含义。
　　郭：在两种面貌的衔接和调整过程中，对于对象，我主要是指你所选择的静物，你有什么考虑呢？
　　陈：我在推敲新的作品的过程中，也有很多反复，主要还是从语言上考虑得比较多，并且始终很注重绘画的空间问题。至于说到对象，我是希望淡漠掉它们其中的含义，但我并不希望做作地摆出与世隔绝的姿态，事实上说明在不经意之间，这些对象，象灭蚊剂、矿泉水瓶、日光灯等等还是流露出我与社会的交流和社会对我的影响。因为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客观的，我必须因循社会的规律。尽管当初我选择它们来组合画面的时候我不会去考虑它们的含义，但这些东西还是带有一定的社会符号，并提示我在意识上和从前的差异。一般来说，作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比较专业的，很讲究专业语言，考虑的是色彩，是点、线、面，是素描、画面组成、结构、构成，这些因素对于我来说是第一位的。至于对象的含义我已不去考虑它，让它自然存在，这特别符合我目前的状态。 　　
　　郭：静物你画了很多年，为什么还有一种乐此不疲的感觉呢？ 　　
　　陈：最初我是对画人物感兴趣，甚至有些排斥静物，很偶然地画起静物素描，马上就有一种很贴切、很相通的感觉，画人物的时候你会想到要去接近他、了解他，我这个人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而静物完全不同，非常单纯。
　　郭：在你目前这种风格趋于稳定，并受到肯定的情况下，有没有设想过下一步的变化呢？
　　陈：我说过我本性易变，经常这张画还没画完，只要有一点不满意的地方，就得推倒重来。如果又有了新的想法，马上就会放弃这一张，这里面有好的因素，也有不好的，但我性格如此，忍受不了的东西必须改变，决不牵强，但如果老在变，老是没有自己的形象、面目，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是不成熟、不合群的形象。但是在比较复杂的社会环境里，艺术家还是要尊重个人的感受，自由的发展。迎合社会的方式很多也可以很巧妙，完成一批作品，完成社会对你的承认，可以是很迅速的事情，但真正好的作品必须由好的、有价值的艺术家来完成，好的艺术家又必须慢慢形成，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有时机的因素，也有自己的约束、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能力。至于说到我会不会有所变化，现在很难说，我不善于设计未来，只能想到哪里做到哪里，也没有设想过我要成为大师，成为美术史上记上一笔的画家，我没有这些目标。对于我来说，尊重自己此时此刻的心理、生理感受是最重要的。因为作画是很独立很个人的方式，但我说的个人和个人主义是两回事。
　　郭：在不受外界——我指的是某一阶段的理论导向、热门语言、艺术市场等等的影响方面，你一直备受推崇，那你在创作中一直维护的，又是怎样一种原则和心态。
　　陈：多年以来的学画经历，我认识到我自己在不少方面是很简单不成熟的，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可能我在绘画方面，我的脑袋、我的眼睛都会强于一般的人，作为一个画家最自豪的就是他有这方面的长处，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就是这方面的人，或者说绘画人。我比较尊重自己的本能，社会把我培养、薰陶成为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认为一个人最后完成的就是自己。艺术永远是被现实所左右的，它或者成为御用品，或者成为奢侈品、享受品，艺术可以成为很多，同时又是很软弱的。但对于一个人来说，他今天和明天应该是一个明确的、完整的概念，他自己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社会可以今天接受这种形式的艺术，明天又接受的是另一种，但作为我一个专业人，如果我今天干这个，那么我明天还得干这个。不能被某种意识，或宣传、或观点所左右。艺术家是很脆弱的，他应该使自己强大起来，就得安静的、稳守自己的某一点，不要占的面太大，考虑的课题太多，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当一面旗帜，这一定不是我的性格，我很不习惯，我习惯独守我自己。艺术市场和理论导向不可能对我没有影响，能卖画，这很好，但我决不会去牵就市场，我目前的观点和想法，也是在某种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也是积累和发展的，一段时间里理论可能会朝某方面引导你，但你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悟出另外的东西，就看你个人如何去认识。
　　郭：现在各类油画展览很多，而每一个展览都在强调一个中心，那就是“学术性”，你又如何看待“学术性”这种提法和意义呢？
　　陈：我以为学术性这几个字提不提都无所谓，因为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含混的、口号式的词语了。如果说你的作品达不到学术性的话，似乎你的生活就很没价值，这给人感觉是贬低人的尊严。自己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才是最关键的。
　　郭：那以你作为画家的立场，你觉得画家和理论家的关系怎么样才算一种理想的关系呢？
　　陈：画家、理论家都有各自存在方式，当然这两种方式会有明显的区别，也许可以分开去发展自己的领域，甚至可以不接轨地去发展。对于画家来说，理论家提出的观点往往可以启发他看到另一个世界，他自己不曾认识到的另外的世界，他也可以完全不接受它。但是理论如果过多地干扰创作，是没有好处的，目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特别容易被某种文字的东西所左右，所以更需要评论家们认识到这一点，负责任地去引导发展，否则就容易成为伪装的救世主，而很多人，包括画家的心态是希望有救世主的。
　　郭：当代艺术一方面因为过多的外部影响而愈益失去创造性的活力，艺术中的理想主义和崇高感越来越淡漠，同时另一方面艺术又强调关心生活，介入社会，你在创作时对此有何感受呢？
　　陈：从人类来说可能永远存在两种人，一类人是很积极的，向上的，带有主义色彩，另一类人可能就更愿意保持一种守势的、平易、安静的状态，但他们也有其积极的生活方式，欠缺一些冲击力，而保持一些细腻。这两类人对于社会来说是相辅相成的，但强的更容易被人接受。就我目前的个人气质、心理、生理状态而言，我必须按照我的状态去生活，如果我装成一个英雄主义者，那跟我的体魄就很不相符，他可能符合社会的要求，但不一定符合人本身的要求。画画的过程中我意识到最深的一点就是人本身的价值，不管你生活在什么环境，受的什么教育，只要你很认真地去做，切入实际地认识到这一点，必定会有你存在的意义。有时我想我的这种想法可能会导致我的画越来越窄，越来越微观，越画越弱，社会意识越来越淡，但可能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还是无意去改变这种适合自己的状态，艺术的事情不可以伪装。
　　郭：你觉得在当下的艺术气氛里，强调绘画语言的架上作品前途怎样？
　　陈：绘画性是很社会化的问题，绘画语言则是很独立的问题，但是目前似乎与各种前卫的艺术形成了对立面，不自觉的介入到其间去了。每个画种，每种风格都有它们的自然规律，对于人类来说，哪一类画种都是需要的。架上绘画这种形式是比较直接、比较单纯的，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老与新都不是绝对的，有人认为前人的绘画语言对于后人来说，重复就是守旧、平庸，但我认为它是前人的智慧，必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已经成为精华的东西，重复多少遍都是值得的。就跟人要喝水一样，古人喝水，后人还要喝水，不同的是今天要加一点维生素，明天又要加一点矿物质，但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发现还是喝最自然的水最好。有人认为学习传统，那就一定要设法摆脱传统，学习美术史，又想一定不要重复美术史，但我认为既然学习了这东西，我就不排除它，我还会重复它，因为我是一个现代人，我一定有与前人不同的地方，这里面的变化可能会很微妙，可能对社会也不会有什么强烈的振动，但我觉得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还是会有存在的意义的。
 

作者：郭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