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年轻人这样调侃自己：

“为了买一只网红包，我每天只吃包子。”

“和女朋友约会一天，花掉我半个月工资。”

“每天和同事们一起吃昂贵的午饭，吃完买咖啡或果汁消食，可他们不知道，我要靠分期还款才能支撑这样的生活。”​

​这些人自称“无产中产阶级”（Middle-classish proletariat）或“隐形贫困人口”。和这样的称呼共同存在的，是为了维持表面的中产好品味而劳碌不休、拼命向前、无暇思考的生活状态，一旦安静下来不做什么，就会因为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表里不一而产生焦虑。

看起来，这个焦虑的群体人数不少，身边很多朋友也觉得这种说法精确概括了他们的现状，更多新媒体有感而发，制作了大量以真实的“无产中产阶级”为素材的文章。大家一边通过阅读和转发这些文章获得暂时的乐趣，一边继续着表面光鲜内在焦虑的生活。​

​其实，英国社会学家Zygmunt Bauman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义了这一类人，所谓“新穷人”，他们既不富有也不是真正贫穷，但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新穷人伴随消费社会而生，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文化主导了社会关系，一个人消费欲望的高低，无形中成了衡量他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进一步影响了他的收入水平。​

Zygmunt Bauman

​​Bauman的分析可以说一针见血，而且完全解释了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他们购买自己负担不起的名牌、超前透支收入，背后是对自己社会关系和地位的焦虑。但学者描述消费文化的盛行，初衷不是为了肯定它的作用，而是为了指出它并非“万能药方”，解决不了它承诺的本质问题。​

​当我看到网络上关于“无产中产阶级”的调侃时，我想说的也是Bauman早已说过的这一点。消费文化无法真正决定一个人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地位。

消费欲望主导的快乐、幸福和自由短暂而不真实，而且永远难以被满足。最极端的例子便是Anna Delvey，这位出生于德国普通家庭的姑娘曾欺令整个欧美上流社会认为她是欧洲巨富之女，但不久前她的谎言被揭穿，令人大跌眼镜。Anna Delvey原本是极有前途的，毕业即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Purple杂志实习机会。但目睹时尚界的五光十色令她迷失自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跻身上流社会。她伪造自己身世，以此向银行骗贷，挥金如土结交名流，最终自我膨胀到决意在纽约soho区打造一个艺术中心。结果，由于选址价格过于高昂，她无法再周旋于各个银行之间。​

Anna Delvey

​那么什么才能缓解消费社会导致的消费焦虑呢？我想每个人都需要安静下来，艰难地思考自己的真正需要，去做那些能让你忘记时间和他人眼光的事。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表里如一，不需要用消费行为包装自己，就不会被焦虑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