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川渝地区史前文化体系研究初步构建于20 世纪90 年代，在空间上可大致分成五个文化圈。其中，川东北文化圈所在的嘉陵江流域在沟通南北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个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直相对薄弱，致使此区域的史前文化面貌长期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2016年对宣汉罗家坝遗址进行的第四次考古发掘取得重要突破，特别是该遗址出土的以折沿深腹罐为代表的一组遗存将以往嘉陵江流域的考古发现串联起来，证实这是分布于川东地区有着极大共性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综合体。初步分析表明，该文化的源头可追溯到陕西南部的仰韶文化晚期，继而沿者嘉陵江流域一路向南发展，进入三峡地区。公元前2千纪中期以后，这支文化最终发展为巴文化。

　　一

　　相对于国内其他省区，川渝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相对滞后。直至20 世纪80 年代以前，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仅有巫山大溪和西昌礼州两处。进入80 年代以后，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的发现，才在空间上填补了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空白。进入90 年代，三峡水库淹没区地下文物大规模的抢救发掘和成都平原多座史前城址的发现，使得川渝境内的史前文化终于浮出了水面，相关的工作和研究逐步走入正轨。

　　2014 年，我将川渝地区的史前文化整合为五个文化交互圈。即：(1)“川东北文化圈”。以嘉陵江流域为中心，北起广元，在合川接纳渠江、涪江两大支流，南下注入长江。(2)“渝东-三峡文化圈”。以川东南的长江沿线为中心，西起宜宾，东至巫峡，涵盖长江南北两岸的诸多支流河谷。(3)“川西北文化圈”。东起岷江上游，西至大渡河上游，北依阿坝草原，南抵丹巴- 小金- 都江堰一线。(4)“大渡河文化圈”，特指以汉源为轴心的大渡河中游河段。(5)“安宁河文化圈”。指以西昌为中心的四川西南部地区(图一)。

　　在以上五个文化交互圈中，我始终认为，“川东北文化圈”所在的嘉陵江流域(含沿线支流)在沟通南北文化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可谓探索川渝地区史前考古和文化交互的关键地区之一。可惜，该流域的考古工作一直薄弱，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先说说嘉陵江，此江得名陕西凤县嘉陵谷，古称阆水、渝水。发源地有二：一在陕西凤县凉水泉沟，另一在甘肃天水齐寿山，东西两源在陕西略阳两河口汇合，以下河段开始称嘉陵江。南流至广元昭化又与白龙江汇合后，经苍溪、阆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合川等地，是为中游。在合川再接纳渠江、涪江两大支流，至重庆汇入长江。嘉陵江源起甘陕，东临湖北，西依成都平原，南下重庆，其流域范围几乎占去四川省半壁江山。在宝成铁路和成渝铁路尚未开通之前，一直是连接南北两地的黄金水道，其所扮演的重要通衢作用以及南北经贸文化交流的角色可上溯至远古时期。

　　二

　　嘉陵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到20 世纪80年代，也有一些较重要的发现。已做过考古工作的史前遗址有：绵阳边堆山，广元中子铺、张家坡、邓家坪、鲁家坟，巴中月亮崖，通江擂鼓寨、安家坝，阆中蓝家坝、彭城坝，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南充淄佛寺等。发掘资料显示，嘉陵江流域的史前遗址面积都不很大，堆积亦不丰厚，加之发掘面积有限，出土物不多，所见陶器均系残片，鲜有复原或能看出完整器形者。总之，由于出土资料的残缺和数量稀少，加之研究的薄弱，使得该流域的史前文化面貌长期处在一种扑朔迷离的状态。

　　1999、2003 和2007 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先后三次对宣汉罗家坝遗址进行发掘，发现这是一处地层堆积厚、文化内涵丰富的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周和汉代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遗留。但前三次的发掘主要集中于东周时期的巴人墓葬，仅有少量史前遗存发现。2016 年对罗家坝进行了第四次发掘，终于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丰富堆积，出土一批重要的遗迹和遗物，在很多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价值，标志着嘉陵江流域的史前考古出现转机，并有重要突破。

　　罗家坝遗址坐落在嘉陵江支流渠江的二级支流———后河左岸一级阶地上，面积120万平方米。出土史前遗物主要为石器和陶器。石器分打制、磨制和细石器三类。打制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石片、盘状器;磨制石器有石斧、石镞、尖状器和石砧;细石器有燧石石叶、石片和石核等。后者系在川东渠江流域的首次发现，调查表明，制作这些细石器的燧石原料就产自当地。

　　罗家坝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质地为主，分为夹粗砂陶和夹细砂陶两类。陶色以灰色、褐色或灰褐色为主，少量红色或黑色。器物造型以平底器为主，有个别圈足器。器类组合较简单。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为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也有的呈外侈口、折沿稍窄的样式。特点是口唇部常捺压浅的齿状花边，领部转折处堆塑附加堆纹，器表流行交错绳纹，腹部绳纹之上堆塑数匝附加堆纹。其他还有戳印纹、篦点纹、弦纹、瓦棱纹等。泥质陶主要为表皮灰黑色、内胎红褐色，大多素面无纹，器类有喇叭口罐、折腹盆和敛口钵等。年代检测结果显示，罗家坝史前遗存的年代为距今5300～4000年。

　　更为惊喜的是，在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家坝发掘团队已开始对2016 年的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对该遗址的史前遗存做了初步的分期研究，上述工作为探索川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构筑了基础，并将大大推进嘉陵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研究。

　　罗家坝遗址的重要收获是出土并复原了一批陶器，器类基本组合由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泥质陶钵、盆、喇叭口罐、豆等构成，包括一些石器和前所未见的细石器等，其中很多在嘉陵江流域已往的考古发掘中为仅见。其特殊贡献还在于，以该遗址出土遗物为样本，特别是以侈口宽折沿深腹夹砂罐为代表的遗存，可将嘉陵江流域以往发掘的其他史前遗址的资料有机地串联起来，得以让我们窥探到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基本风貌。整合结果表明，罗家坝遗址出土的这组遗物代表了公元前3 千纪(距今5000～4000 年)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基本构成。证实这是一支分布在整个嘉陵江流域、在空间上呈现出极大共性的考古学文化综合体，类似因素北可上溯至陕西南部，向南延伸到渝东三峡，其波及范围远达鄂西北地区(图二)。

　　罗家坝遗址的发掘收获也为进一步探讨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来源、去向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关系提供了可能。

　　(一)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来源

　　此前，已有学者就嘉陵江流域上游段的史前遗址年代做过初步的归纳，并提出如下的阶段划分。第一段：广元中子铺遗址早期(距今7000～6000 年)。物质遗存主要表现为细石器，也有少量火候低、质地松软的夹砂绳纹红褐陶片。第二段：广元中子铺遗址晚期———张家坡遗址(距今6000～5500 年)。物质遗存主要为夹砂灰褐色绳纹陶片，伴出少量细小石器和磨制石器。第三段：广元邓家坪遗址(距今5000～4500年)。文化特征与张家坡遗址接近。第四段：绵阳边堆山遗址(距今5000～4500 年)。物质遗存为夹砂灰褐陶和泥质灰陶，以及打制和磨制石器。

　　依照上述年代排序，可知嘉陵江流域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在广元附近，偏晚的遗址则分布在中游以下河段。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中子铺遗址早期遗物以细石器为主，共存陶片极为破碎，器形组合均不清楚，文化性质不明。根据已知的考古学文化分布，广元一带很难成为至今未知的某个考古学文化的策源地。那么，以中子铺为代表的早期遗存的源头应在哪里?从地缘角度出发，最有可能的地点就是陕西南部，而且中子铺遗址的发掘者也有这方面的暗示。

　　陕西南部已知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为：以西乡李家村为代表的老官台文化晚期(距今7000～6500年)—以南郑龙岗寺为代表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距今6500～6000 年)—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类型，距今6000～5500年)。此后阶段的文化面貌不详，随即进入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

　　我们注意到，陕南有很多史前遗址在仰韶文化中期之后即被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几乎无例外地缺失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500～5000 年)和庙底沟二期文化(距今5000～4500 年)。但这近乎上千年的“文化断层”在逻辑上完全讲不通。我们认为，所谓的“文化断层”很可能反映了仰韶文化核心区以外在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出现的“文化变异”现象。如在陇山左近，进入大地湾四期(仰韶文化晚期)逐渐演变出石岭下类型，继而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在黄河中游的郑洛以东地区，演变出大司空村类型;在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地区，演变出海生不浪文化，继而发展为老虎山文化。估计陕南在庙底沟类型之后也出现了类似变动，由于变化大，加之出土资料不多，这类遗存被归入到了“龙山文化”，如西乡李家村、红岩坝、南郑龙岗寺、城固宝山等即有此类因素。

　　仔细观察，陕南此类“龙山文化”的特点为：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多黑皮红胎，器类主要有深腹夹砂罐、喇叭口罐、敛口深腹钵、豆、盘、盆，器表多饰交错绳纹、附加堆纹、篮纹等。其中，夹砂深腹罐的器型和附加堆纹的装饰明显带有仰韶文化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特征，年代应在距今5000 年上下。有意味的是，上述特征恰恰显示出了与嘉陵江流域以罗家坝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强烈的一致性，显然，嘉陵江流域的史前文化的源头很可能与此类文化因素有关。它最早在陕南形成，然后顺江而下，最先到达广元地区，继而向南扩散到整个嘉陵江流域。

　　(二)与渝东三峡的文化关系

　　渝东三峡境内的史前文化以哨棚嘴文化为代表。该文化的陶器质地、形态、组合都表现出与罗家坝遗址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为探讨哨棚嘴文化的来源提供了空间。现有考古发现表明，哨棚嘴文化很有可能是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南下扩散的产物，至少不能排除嘉陵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对三峡地区产生的强烈影响。

　　以往，学术界在谈及哨棚嘴文化的来源时，常常以该文化的侈口宽折沿夹砂深腹罐为对象，认为此类器型和装饰应来自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问题是，从川西北岷江上游沿青藏高原东麓南下三峡这一路可谓艰险备至，至今缺少此类因素传播的确凿证据。罗家坝遗址的发掘和相关证据表明，此类因素的传播很可能走了一条更为便捷的途径，即嘉陵江水系。

　　近年来，在贵州遵义等地陆续发现有以侈口宽折沿夹砂深腹罐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可见此类因素向南已影响进入黔西北地区。

　　(三)与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关系

　　嘉陵江流域与成都平原存在长期的横向交往，这一点毋庸置疑。联想到绵阳边堆山遗址所出陶器形态、质地、色泽和花纹与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更为接近，年代亦早，暗示作为嘉陵江东侧支流的涪江在东西横向文化交互进程中扮演了某种中介角色。什邡桂圆桥遗址的发掘从地层关系上证实，马家窑文化与三星堆一期和宝墩文化存在早晚叠压关系，显示出自川西北南下的史前文化与涪江流域的原始文化曾在什坊一带相遇，进而碰撞出了成都平原的史前文化。稍晚，来自南面长江三峡的古文化也曾给予成都平原以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嘉陵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去向

　　嘉陵江流域和成都平原早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地域文化，其年代下限都延续到了距今3700 年左右。此后，经过一段不太明朗的阶段，约当中原商代晚期，各自发展进入青铜时代。一个在嘉陵江流域和三峡地区发展出巴文化，另一个在川西平原发展为蜀文化。

　　作为四川东部的水上交通要道，嘉陵江长期扮演了沟通南北族群迁徙、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早期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有着突出的贡献。

　　后记：此文是在2017 年11 月24～26 日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宣汉县人民政府举办的“罗家坝遗址与巴文化学术研讨会(四川·宣汉)”的发言，发表前略作修改并补充了注释。愿抛砖引玉，共同促进早期巴蜀文化的研究。

　　(作者：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原文刊于《四川文物》2018年第3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李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