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经》有云：“五色令人目盲。”沉溺于缤纷的色彩，容易迷失自我，此种思想似乎是在暗示：色彩有迷乱的性质，与内在精神存在着矛盾、甚至对立的关系。而在众多中国画论著作中，相较于线条的阐释，对色彩的论述要少许多。事实上，中国画的色彩体系始终是一条解读中国文化的重要线索，不容忽视。若论及发端，则可远绍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随后这条线索一路绵延：西汉马王堆帛画、敦煌壁画、隋唐以来的青绿山水、解放了文人画色彩观的“朱竹”等，当然，也包括那些倾向于表现固有色、“随类赋彩”的作品。在众多设色作品当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除青绿山水外，多数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对于高饱和度色彩的运用，这使得中国画色彩体系的基调倾向于内在的和谐与平衡，这种自为的审美形态参与塑造了传统文化精神的面相。再看西方对色彩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色彩的重要性被哲学家黑格尔一再强调，并认为“绘画毕竟要通过颜色的运用，才能使丰富的心灵内容获得它的真正的生动表现”；诗人波德莱尔也同样肯定色彩的价值，提出“在色彩中有和声、旋律和对位”；在艺术家康定斯基那里，色彩则直接影响精神。

　　明清以来，西方艺术开始影响中国画的理念、色彩、造型等诸多方面，伴随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中西方艺术的交流碰撞势不可挡，为中国画的变革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林风眠以充满光感、空气感的墨色交融构建出“西体中用”的诗性空间，为近现代中国画的色彩体系推出新气象、新境界，张大千、刘海粟则以其泼墨、泼彩的语言方式将西方现代艺术特性融入中国传统笔墨体系，生发出具有时代气息和个人面目的审美形态。诗人艾略特曾言：“每一件新作品诞生，便无意识地加入到历史秩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因而它与其前辈或同辈的作品息息相关。”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孙博文先生，一生不求闻达，孜孜矻矻，笔耕不辍，致力于追求中国画精神表达的多种可能。其造语新奇、拔新领异的彩墨实践即是基于中国画色彩体系的一次具有意义的探索，暗合了中国画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脉搏。虽然我本人未曾见过他，对于作品也疏于了解，但借助“淋漓华章”展，可以想见在他身上所具有的自觉、自信、自由的精神，进而领会到些许他的艺术主张。

　　孙先生的彩墨花鸟，力求在简括率意的笔墨结构中创造出生意弥满的多彩世界；其彩墨山水，恣意而不失法度，绚烂而兼顾奇崛，体现了中国画在20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语境下蓬勃的生命力和生长性，从中不难发现他的齐鲁文化基因，以及对于传统精神的深入理解、对于自然强烈的表达欲望。孙先生对于宇宙的本质怀有极大的探索热情，不断地将浓烈的生命情感灌注到传统笔墨之中，笔墨形态不囿成法，借助有序与无序之间的辩证张力映现宇宙浑然的韵律与天趣。在数十载的实践过程中，他的画风几经蜕变，始终保持了强大的直觉力、丰沛的情感，这一点难能可贵。同样可贵的是，创作于不同阶段的作品呈示出他在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情境中秉持自觉、自信、自由的精神，独立、张扬的自我表达意识。可以说，“以生赋彩”是孙先生艺术创作的核心命题，极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使他区别于同时期的诸多创作者。

　　回看他的艺术历程，彩墨大写意的创作方式自有其源。20世纪六十年代，他问学于山东艺术学院，悉心鉴取关友声、黑伯龙等齐鲁名家的创作经验、精神养分，青年时期系统、专业的技术训练为其后来转向泼墨、泼彩的大写意创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孙先生拜崔子范为师，中年的持续求索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他的精神谱系和学术方向，催发并确立了个人的创作风格。此后，他精研张大千泼墨、泼彩的语言方式，继而大刀阔斧地将齐鲁文化的阳刚、厚朴与民间美术的生机、多彩充分融合，将西方现代艺术的光影与构成化入传统笔墨结构之中，经过反复实践，逐渐形成了具有反思和变革性质的视觉力量--雄浑、放旷的孙博文式彩墨大写意风格。

　　如“淋漓华章”展中所见，《山色云容泼墨深》《山河云天外》《求禅天地间》等作品，画中丰富多元的文化基因彰显出孙先生对于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后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和民间美术强大的借鉴和内化能力。其中，创作于1998年的《山色云容泼墨深》似乎是孙先生阶段性创作的起点，山水形象被进一步打散，语言愈加丰富且具有流动性，戏剧性的视觉张力出乎意表，充满稚拙、野生的气息。若说创作于2001年的《彩墨画出心中禅》《又见彩云归》更多的是对于传统精神意象性的传达，那么，2002年的《春烟含翠报芳菲》《群芳满园》则延续了《山色云容泼墨深》的创作思路，转向抽象性、表现性的形式探索，摒弃传统笔墨的图式、书法用笔的线条，以无所畏惧的彩墨，放笔大写心象，纯粹的非理性之力借助动态化的意识和行动展开--有别于传统中国画对于山水、树石、虚实、阴阳之间关系的经营，亦有别于文人画对于线条品质的尊崇。创作于2001年的《涅槃》则仿佛带有神谕的意味，如火般绚烂的天色、水色、光色经彩墨层层堆叠，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鸟金乌从中腾空跃起，铺展出大气磅礴、天地一气的超现实景象，充盈着出离于人间色彩的神性气息。孙先生自由地穿梭于意象与抽象、真实与虚幻、瞬息与永恒之间，感知和想象着酒神般的审美体验，为心灵找到安顿的力量：不是囿于自然而是自由观看，不是静止不前而是流动、游观，不是再现物象而是超越、表现。在被科技、信息主宰的当下，孙先生的作品或将引领我们触及人类生命深处的非理性根源，重新检视并发现自己身上蛰伏的激情、迷醉、虚幻、贯通，来对抗平庸的现实生活，找到救赎精神的能量。此时孙先生的内心已经是自由的中心，无需外寻，只需倾吐；此时的彩墨包含了众多内容：光影、肌理、结构、律动、不可复制的生命感、直抒性灵的瞬间……

　　值得一提的是，在孙先生极具视觉张力的彩墨交响中，蕴有诗意文心：诗书画三位一体的抒情范式。诗、书、画，作为中国抒情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形式，共同指向中国美学的核心价值。而他的作品保存了这一抒情范式，将诗境、书境、画境互为补充、融为一炉，构建出文人化的“抒情共同体”，以孤寂、涅槃、禅定等灵魂最强音融入自然的虚处，将心向古意、超然物外的品格映现于前。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楚辞·九歌·少司命》）。孙先生虽已仙游远去，但雪泥鸿爪，必有余响，经由隔空知音于学松先生的诚挚推举、精心筹划，十七年后，我们方得以借展览窥得吉光片羽，并对他更多作品的系统化梳理、研究和呈现充满期待。孙先生的晚年作品在艺术观念和语言方式上强化了“以生赋彩”的真意，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探讨，毫无疑问，这将为20世纪中国画的风格谱系添补饱蘸生命元气的篇章。

　　2021年1月11日于望京

作者：孙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