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戏，摄影家其实也是演员，在影像中表演。一般来讲摄影家有两种，一种是明星似的，不管他扮演什么角色，不管他所拍摄事物的来龙去脉，我们看到的只是那个明星，他光彩夺目，魅力非凡。另一种摄影家不那么自恋，他是比较专业的演员，他让自己消失在角色中，表演是体验，体验也是伪装，是潜入水下，他力图抹去影像世界表面的个人痕迹，似乎在某个深夜，某一盏灯下，这个世界无缘无故地在我们眼前浮现、展开。
　　这两种类型都不能拿来有效地分析付羽及其作品。在中国摄影界，付羽还是个新人。他的自述是这样的：
　　“我1968年在辽宁兴城出生，四岁搬到兴城干部疗养院，十三岁到锦县我大舅家，十四岁到锦州，二十岁到沈阳，在鲁迅美术学院读雕塑专业，二十五岁毕业分配到北京林业局，二十七岁辞职开始做商业摄影，为广告和杂志拍摄桌面静物到现在。父亲是油画家，母亲是医生。开始爱拍照片是十五岁，拍现在这些照片是2002年底开始的，是自己用来想事情用的，不用来作什么的时候作用类似于涂鸦，有700卷多一点儿了——要紧的好像就这些了。”
　　付羽在北京从事商业摄影，其业绩在他这样的年龄段里属于佼佼者。2006年下半年开始，他的照片出现于多个大展中，比如生活杂志主办的《生活向前进》、宋庄美术馆的《天地之间——现实主义的记忆》，安哥、鲍昆等南北评论家都给予其很好的评价。
　　最近我一直在阅读付羽的照片，同时也阅读他有限的文字，觉得他难以归类。对此，现在的我的看法是：第一，硬要给人归类是懒惰、专横和愚蠢的；第二，难以归类也反映了付羽的创作有变动不居的活跃，如果不把他的那些照片放到一本影集中确认主权，可能会怀疑它们是否出于一人之手。他有时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们会发觉，在他所有照片的关注点和语言上很难看出来相似的印迹，趣味就在于这种令人捉摸不定的距离变化，付羽在我们之中又在我们之外，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才分。而他的文字和他的照片，是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短促、干燥、平淡、散漫而有筋骨：
　　紫涛来电话，说来北京要晚一天，因为他叔伯大伯的丧事还没完，走不开。我有些同情他了，因为自己在这样的场面总是手足无措，很难熬；他却说：没事，就是办事情嘛，该咋办就咋办，没什么，简单。也是，就想起一次在河北乡下遇到的一个葬礼上，一个人走过来叫我前面的人：老三，该你和你媳妇哭了。
　　办事情，六十六、七十三、八十四，满月、结婚、老人什么的，都会有鼓乐，一棚或两棚，我不能分辨出喜事和丧事上演奏的曲子的差别，一次，就在一个丧事上问了下乐师，他说：有差别啊，比方说今天就不能吹常回家看看，你先别急着走，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下葬）才热闹呢。
　　前几天听钛刀说，现在去一个地方拍照片，好象就有红白事啊、游乐场啊、集市啊、庙啊……几个点儿似的。当时，我马上想起了一次跟父亲提到一个我刚经过的县城有多小的时候，爸爸说：“你当县城有多大，一个庙、一个集、一个饭店、一个招待所、一个医院、一个剧场就是县城了。”
　　付羽的特殊才分就是一直徘徊于我们惯常的、有安全感的语言的间隙和边缘，沉吟、停顿、欲语还休或一个困惑的表情、一个无意识的动作。
　　我就是我，他就是他，这种自我与世界、主观与客观的清晰划分是摄影通常隐含的基本知识；某种意义上说，作为话语方式之一，摄影始于“人称的地理学”，我在哪里，他在哪里，你在哪里，你我他之间的相互位置和关系，这些标点的确立决定了这个世界将如何呈现，如何被记忆和阅读。
　　比如这些《对面》。这个题目其实是我给起的，目的是为了展览需要，展览是功利的，需要梳理、需要秩序。这些照片就是秩序的后果，我们终将安全的面对面。付羽对我讲，他自己从来没有过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现在他看了，感觉很惊悚。其实付羽本人对于他的照片秩序并无经营的愿望，这样的状况将使我们最基本的言说规则遭到威胁，于是，我们会感到不适，感到这个世界在哪怕短暂的阅读中也会变得陌生，难以理解，因此也就令人疲倦。
　　是的，令人疲倦，这在如今是一桩大罪。我们几乎是自觉自愿地失去了令人疲倦的勇气，我们希望我们的一切作品，都能在空中轻快而安全地滑翔，我们不能忍受哪怕是一小时的沉闷和慌张，不能忍受哪怕是在“我”和“他”之间的几厘米距离上眼球来回移动的劳累，那么我们把摄影当成什么了？好在这些有着“秩序”的照片还能基本上保持着它们原来漫不经心的风格，否则，我还真想就此罢手了。
　　最近在乡下转，眼睛也总离不开这几样，其实好象也就有这几样；只是如果有诊所的话，一般会是镇或大一点的村，里面的医生说话好象总要慢一些。一次在老乡赵大哥家里住，晚上他为难的跟我商量，能不能把炕头让给今天来村里出诊的大夫。
　　这个季节的集市上总能碰到杀羊杀鸡什么的，猪却好象是杀好了运来的，杀羊我见过的有三种不同的方法。
　　小商店里除了油盐酱醋，都还有啤酒火腿肠方便面水果罐头卖，也有电池，都是我眼生的牌子，指甲刀不好买到。
　　在河北怀来的鸡鸣驿，剃头两元钱，理发师傅说话也慢。
　　付羽是“小事的神灵”。当然，拍摄小事不一定就是小事的神灵，很多时候，人们是把小事拍成了大事，比如，女性就可以把私人生活拍成具有历史意义的性别战争；但在付羽那里，小事终归是小事，他不会用锯子津津有味地切割一个米粒儿，他用小巧的手术刀和显微镜。
　　付羽的照片有人喜欢，有不少人不喜欢；对一个摄影家的特性，那些不喜欢他的人可能无意中看得更清楚。比如我吧，一开始读付羽的照片时我就会心慌，于是就问自己：慌什么呢？扪心自问的结果是这样的：这些照片里有奇怪的专注和偏执，它们压迫人。付羽的语调从来不是戏剧性花腔，总是很低、很静，按说不会使人窘迫不安。问题是出在他的尺度感上，他注视着小事，如果他从中发现了无意义，我们将不会心慌，或者如果他从中发现了事关存在或生存的大意义，我们也不会心慌，但他总是正好停留在小事本身，既不向上、也不向下，这就正好使我们面对生活中陌生或熟悉的日常性，在他的注视下，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事物好像变成了他写的那些文字，类似自然的口语，词汇量有限，句子都不长，紧贴着经验，说呀说。
　　电影是露天看的，等天黑。以前一个朋友的舅舅是放映队的，他说有一次在乡下放完电影丢了屏幕，去找村长帮忙，村长让他们别急，说天黑就找到了，果然天黑后在一家院子里挂出来了，前面还有好多人坐小板凳上等着屏幕出影。最近我赶上的演电影都是私人请的，是到庙上许过愿的，要是病好了、考上学了什么的就请电影。
　　庙到处都有，谁有愿望都会跟神仙说。很方便，老爷庙里也会有娘娘能求子；也专业，药王庙里还有专门治眼睛不好的神仙。在陕西绥德城南几公里的一个村子里，我进过一个小庙，里面有两平米左右的小屋子七间，供着老爷和娘娘（背靠背）、山神和土地（并坐）、魁星、阎王和城隍（并坐）、水神、二郎神、还有在一个屋里并坐的一黑一白两位神，不认识。跟门外的大爷打听怎么会有这么多神仙在一个庙里，大爷说这是机构精简、合署办公，方便群众。
　　付羽孤僻地、沉静地注视和述说，他所面临的是意义的严重匮乏，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破碎的、荒凉的，我们一直想大事、干大事，小事的意义、如何在无数小事积累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价值感，对此我们几乎毫无所知。
　　我们通晓使人不疲倦、使世界毫无困难地被发现出来的手法和技巧，但是，我还是想表明我的态度：我们必须强烈地意识到，有些事物、这个世界的某种真相是不可能被毫无困难地揭示的，不能被表面的戏剧性效果所表现，也不能通过秩序的经营来呈现，它们在现象和心绪的幽微缭绕中闪烁，付羽必须提心吊胆地穿过影像的密林，小心翼翼、悄无声息地接近它，这是一种孤军深入的艰难冒险，身影如在夜色中衔枚疾行的奇兵，四周一派寂静。
　　所以，我们常常感到付羽的照片中有一种叫人不好意思的过敏，我们会心烦意乱地想：何必呢，不至于吧。可付羽却偏执地过敏下去，他要让生活在我们眼里充满汁液。
　　就天性而言，付羽不是一个喜欢与人谈话的人，他宁愿自言自语，在内心深处，用照片，与自己交谈。于是就声声断断，断鸿声里，心思遍地，收拾不起。在他的照片里，我们看到他有时颓唐，有时快乐，有时东张西望，有时凝视，有时下决心说服自己要热爱生活，有时难以抑制对这个世界的深刻怀疑和疏离。他在时间中沉思和徘徊，时间直线向前，付羽的思绪却翻来覆去，使日复一日的平滑直线变得弯曲起伏。这样的过程徐徐展开，感慨万千。被照片标记出的日常生活是残酷的，坚硬的，也是温暖的，作为一个普通的生活中人，付羽渐渐走出了动荡不定的青年时代，他希望依偎于生活的怀抱，与生活和解，我们知道，人会累的。但是，那个对抗的、不妥协的付羽并未安眠，他只是更深地隐藏了起来，当付羽闲话日常时，在他心中，另一个付羽猛志常在——要紧的好像就这些了。

作者：姜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