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吉男

顾恺之《洛神赋》(局部)。2001年，在大英博物馆主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尹吉男关于美术史里“画圣”顾恺之及其作品的知识生成的颠覆性发言引人惊赞。

明代画家谢环《杏园雅集图》(局部)。尹吉男认为，谢环画作与传统宫廷画并不一致，他之所以被美术史排除掉，是因为他不像一个标准的“坏人”。

尹吉男

艺术史学者，当代艺术评论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被誉为“敏感而又冷静的艺评家”，现任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师从金维诺、杨仁恺等学习古代书画鉴定，曾两次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去各地巡回鉴定。主要研究领域为美术史的知识生成研究，著有《关于淮安王镇墓出土书画的初步认识》、《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等。

早于洞穴时代，人类即已与艺术结缘，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生活，表达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回望中国古代艺术家创造的灿烂艺术的同时，也应看到，现当代艺术家也创造出了许多能震撼我们心灵的作品。在这些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2014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谈艺录”系列将把我们的视线投向艺术领域，包括传统书画、当代艺术、收藏、艺术史等领域，以深度访谈的形式回溯艺术名家的成长、成名、创作往事，兼及他们的艺术传统、艺术观的表达以及艺术上面临的困惑等。希望通过这一个系列，部分地展现艺术家们的艺术之路，并由此管窥艺术家群体的生态及中国艺术的发展现状。

见到尹吉男的时候，他刚参加完大英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国际学会研讨会。13年前(2001年)，同样也是在大英博物馆，在“顾恺之《女史箴图》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尹吉男关于美术史里“画圣”顾恺之及其作品的知识生成的颠覆性发言引人惊赞。

尹吉男的学术研究之所以总让人耳目一新，并且深具启发性，与他独有的一套方法论有关。而这方法论，来源于他特殊的学术经历。尹吉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最早追随俞伟超先生做汉画像石的研究。研究生阶段，进入央美学习书画鉴定，导师是金维诺先生和从校外请来的杨仁恺先生。由于杨仁恺是国家书画鉴定小组六大鉴定家之一，尹吉男得以追随鉴定组去各地巡回鉴定，作为小学员和老先生们一起看画。这段得天独厚的宝贵经验，加上自己的勤奋好问，练就了尹吉男娴熟的手眼功夫，也从老先生们那里偷师不少鉴定的诀窍。

考古学的扎实功底，言传身教的鉴定学的训练，加上对历史、哲学、文学的博观约取，让尹吉男的学术目光并不囿于美术史之内，而是穿透了多个相关领域。除了是学者，尹吉男还是批评家、教授、央美人文学院的院长。总的来说，学术工作是他一切工作的核心。作为美院人文学科教育的领军人，尹吉男希望集合众人之力，形成美术史研究的“中国学派”。因为，尹吉男认为，学术不亚于美术、音乐，也不亚于诗歌、文学，“学术是人类最根本的创造”。

随鉴定组看画

杨仁恺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解决了我进鉴定组看画的问题。我如果在学院里学鉴定，那是永远也学不出来的。

南都：你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84年考入中央美院攻读古代书画鉴定，是什么促成了你从考古到书画鉴定的改变？

尹吉男：我在北大时就对美术有兴趣，最早做的就是汉画像石的研究。我的老师是俞伟超先生，他是做秦汉考古的专家，后来做过国家博物馆的馆长，是一位重要的考古学者。在他的指导下，我写了关于山东孝堂山郭氏石祠的研究，那里边就已经涉及到了考古、历史和美术史。

我那时特别想做长线叙事的宏观美术史研究，但是北京大学的考古系优势在于早期，只到宋朝，他们叫隋唐考古，当时没有宋元考古和明清考古。我要做美术通史研究，必须解决后半段，即宋元明清时期美术史。宋元明清美术的主干不是考古出土品，而是传世卷轴书画。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中央美术学院。俞伟超教授、宿白教授都建议我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读研究生，后来我就到了美院，学的是书画鉴定。

南都：在央美师从哪位老师？

尹吉男：我的导师是金维诺教授，他是美术史系的系主任。金先生不是一个鉴定专家，他的长项是唐代的研究，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石窟，敦煌、云冈都是他的长项，但他不是做宋元明清研究的。当时不是有六大鉴定家吗？其中有一位叫杨仁恺先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长。他是当时正在筹备的国家书画鉴定小组的六大鉴定专家之一。金维诺教授就请杨仁恺做我的导师，又给我找了个辅导老师，薛永年教授。那时候薛先生还只是个讲师。他对明清的书画史非常了解，应该说是真正的专家。薛先生是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第一届的毕业生，他们这个班出了很多重要学者。薛先生后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过10年，他有博物馆经验，对实际藏品非常了解，是有鉴定能力的。他做我的辅导老师，我论文的实际指导老师里也有薛永年先生。

杨仁恺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解决了我进鉴定组看画的问题。我如果在学院里学鉴定，那是永远也学不出来的。不看作品，怎么学呢？不能通过看照片、看幻灯片来学，一定要看实物来学的。杨仁恺先生帮助我进了鉴定组，当个小学员看画。这样我看了大量的作品，至少宋元明清的绘画史，我不是看照片，而是看实物学的。

南都：你曾两次随鉴定组去各地巡回鉴定，有什么收获？

尹吉男：在北京以外，我最在意的一个地方是上海博物馆，因为上海博物馆是中国书画的收藏重镇，尤其以明清为佳。上海博物馆明清绘画的收藏与北京故宫不相上下，宋元稍逊于故宫，但在国内也是极重要的，那里有一些宋元早期的重要作品。另外就是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也是收藏重镇，主要以宋元为好。宋徽宗的东西，元代的一些精美作品，辽博比较多。这两站对我影响很大。

跟着鉴定组看画，每天看半天。因为老先生都是上午精神好，看半天，下午就休息了。睡完午觉之后，我一般会串房间，去请教。我才26岁，还有提问的权利。二十多岁的时候什么都可以问，别人也会耐心地来回答。因此学到很多东西。后来到了吉林省博物馆，沈阳故宫，也看了大量作品。其他的地方零星去过，比如湖北省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因为后来我也当了老师，要上课，没有大块的时间，只能抽空去看看，但主要的样本，即各个大家从早期到晚期的样本都见过了。另外还有各种作伪的标本也都见过。我在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把各种作伪的例子都看全了。

南都：据说那时候在鉴定组，一天要看几百张画？

尹吉男：我有记录，最多时一天看过400多件。画的形式决定了它的多少。如果是轴子，看得就非常快，一拉开一张，一拉开一张。如果是手卷就慢，一天最多可以看到四十件，因为手卷很长，或者有很长的题跋，一点一点全看完，很耗时。对联最快，一打开一件，一打开一件。因为鉴定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用看很长时间。如果是册页，则比较慢。册页一件最多有四十八开，也就是四十八开幅画，那就等于要看四十八张。每天看画，基本上从四十件到四百件不等。

我在上海看文徵明就看了一星期。有问题的、拿不准的都拿出来看，因为专家会诊嘛，好不容易碰到一次。在会诊时，只要是上午有争论的，比如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有人说好，有人说坏，意见不一致的地方我都在本子上记下来，下午再请教专家，听他们的理由。在现场他们都不讲理由的，互相之间也回避。出于礼貌，他们都在事后拿条批意见，但是批得不详细，只说结果，或真，或疑，或伪。文物出版社出的二十四本《中国古代书画图目》里，底下是有批语的，就是批的意见，并不陈述理由。理由都得由我事后去问，也是聊天，可以聊聊绘画史、书法史、鉴定的诀窍。他们不是住一个房间，一人一个套房，互相不干扰，说话也就比较放松。

南都：你与鉴定组的哪几位专家接触较多？

尹吉男：我与徐邦达先生没有特别的交往，徐先生因为跟谢(稚柳)老有矛盾，到了后期就不去(鉴定组)了。在上海二人爆发矛盾，之后就等于决裂了。矛盾的原因是鉴定意见不一样，你说真我说假，你说假我说真。关键是到了上海以后，上海的很多东西是由谢老掌眼的，徐先生去了，说这个假那个假，谢老能高兴吗？那不等于骂他一样吗，连这个都看不出来！所以我跟徐先生接触不多，去过他家，没有特别深谈。

启功先生也比较少去(鉴定组)，在北京时偶尔去一去，后来基本上就不去了，所以在图目当中没有启功先生的意见。那时候我跟谢稚柳、杨仁恺、刘九庵和傅熹年这四位先生接触最多。我跟傅熹年先生后来还有交往，因为鉴定组成员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健在。那时候他才五十多岁，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别的人都七十多岁了，他差着一个辈分。

我刚到上海时，傅熹年先生约我聊天，聊了一个下午。他跟我讲，你学考古很重要，应该用考古学的方法来做书画鉴定。另外，他跟我的老师俞伟超、宿白先生都很熟，对我那两位先生很尊重。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还去过傅先生家。他家里有一个稿本，叫做《汉天师世家》，应该是他爷爷傅增湘的一个手抄本。当时我找资料比较困难，他说你来我家看，我家里有稿本。我去他家里，还用铅笔在笔记本上抄录了一些资料。

我家在丹东，每次我回家，都要在沈阳停一停，去跟杨(仁恺)老见面交流。最早也是杨老建议我考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他也特意跟我透露信息，说中央美术学院要招一个鉴定的研究生，你来考。

来源：艺术中国-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