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第一期《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Magazine)中，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ois Bourguignon)提出，虽然全球不平等正在不断减小，然而存在于个别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却日益扩大。(1)他同时强调，多亏中国、印度迅速成长的国内市场以及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展中的较小经济体，前者的下降趋势将继续保持，但是后者的严峻形势却被经济学者们普遍低估了。(2)布吉尼翁在其文章《不平等与全球化：富人如何更富而穷人望尘莫及》(“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 How the Rich Get Richer as the Poor Catch Up”)以此对比展开关于不平等这一概念的论述，继而指明，在国家内部扩大中的不平等抵消了国家间减小中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与经济自由化所导致的。(3)为了强调国家内部贫困的紧急情形，布吉尼翁反复使用了诸如“一个令人沮丧的趋势(a disheartening trend)”、“丢下许多老百姓(leaving many citizens behind)”、“穷人更穷(the poor poorer)”、“不熟练工人(unskilled workers)”、“不再抱幻想的老百姓(disenchanted citizens)”等措辞，暗示贫困在当今社会中多半是作为一种城市现象及市民问题而出现的。

图一：布吉尼翁所撰〈不平等与全球化〉一文中的配图。

　　为说明以上所描述的贫富差距，这篇文章唯一使用的配图是来自法新社的新闻图片——“留守：在中国合肥的一个垃圾堆里拾荒(Left Behind: Scavenging in a Garbage Dump in Hefei, China)”，摄于2012年12月(图一)：一位衣衫褴褛又头发花白的女性城市移民正在一片遭遇拆除的荒地中捡取建筑垃圾，而在远处模糊的背景中却屹立着这座城市建造中的高层商业住宅。这张图片未必是故意制造出这样一种戏剧性的日常奇观去揭露中国正在发生的由城乡矛盾所导致的结构性贫困。相反的，贫困在这张图片中看起来更应归咎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及与之相应的流动劳动人口布局。中国本身特殊又复杂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秩序被图中细节稀释为一个直截了当的视觉冲击，在博人眼球的同时却将贫困本身理解为一个过于简单的民生问题——现代化所推动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作为当下的生存现实即使表面浮华也掩藏不了一切人们对于社会不平等的想象。

图二：2016年第一期《外交》杂志封面。

图三：2016年第一期《外交》杂志编者按。

图四：格雷格·吉拉德，“上海沦陷(复兴路拆迁)“，2002。

　　与这张插图形成呼应的是这期《外交》的封面(图二)及编者按(图三)所用配图——由加拿大职业摄影师格雷格·吉拉德(Greg Girard)于2002年所摄“上海沦陷(复兴路拆迁)[Shanghai Falling(Fuxing Road Demolition)]”(图四)，隶属其在九十年代末及零零年代初所创作的“上海魅影(Phantom Shanghai)”系列，意图对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一场文献式的考察。但除了摄影师的名字，整本杂志中并未提及任何有关这张摄影作品的具体信息，仅以文字指示图像本身所可能影射的“不平等”意味。摄影师最初所记录的是曾经产生于殖民时期的海派建筑“石库门”逐渐遭遇拆除而被新建中的由商业地产为主导的城市景观所取代的过程，并以明暗及阴影烘托二者之前的巨大反差。熟悉上海的读者即使在没有具体信息的情况下也可以判断出图像中摄影师所处的有利位置应是由香港瑞安集团于一九九九年初动工的新天地及太平桥改造项目的附近，所摄取明亮的后景中的高楼大厦包括位于淮海中路的香港新世界大厦(现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力宝广场及更远处位于人民广场的明天广场JW万豪酒店、上海市政大厦等，灰暗的前景应是太平桥公园以南为当时新天地项目的进一步扩展(新天地时尚等)及商业住宅项目(如翠湖天地)提供用地而围绕复兴中路展开的拆迁计划。

　　而在其局部成为杂志封面之后，其标题“不平等”亦有如建筑物一般矗立在图像的中景位置作为所指，使得整个图像从原本一般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侧写变成“不平等”的能指。与其说“不平等”在中国及其他布吉尼翁所提及的国家和地区是一种总体的经济现实，不如说这一概念在此被这本来自美国的政治学刊刻画为一种必然的建设产物——以此批判全球化时代到来之时依旧流行于新兴市场的现代方法，并且在城乡矛盾的深刻问题中将城市归为所谓的过错方，却唯独忽略了“不平等”在本土与国际语境中不同的政治面相。同时，杂志以“不平等”之下的三个子标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What Causes It)”、“为什么如此重要(Why It Matters)”及“可以做些什么(What Can Be Done)”在批判的维度之上又做出一个质问的表情，一方面指涉杂志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将封面图像对“不平等”所作的的描述转化为对概念本身的理解，以塑造对“不平等”尤其是在杂志重点提及的国家和地区内部发生的“不平等”的刻板印象。虽然不能够判断《外交》是否有意对“不平等”做出了一个避重就轻的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将其置于何种地缘背景去探讨，都无法逃脱其相应社会个体的生存际遇。这种生存际遇才应该是讨论“不平等”问题的立足点，制造“不平等”的视觉符号并无益于问题本身的缓和。

　　注释：

　　(1)Fran?ois Bourguignon,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Foreign Affairs, vol.95, no.1 (January / February, 2016): 11.

　　(2)Ibid, 13–14.

　　(3)Ibid, 14.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袁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