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州是史书上的古地名。其西有山曰阳虚，壁立千仞，下临深渊，阴文勾勒其上者，则是古人仓颉“仰观天地变化”造字时留下来的胜迹。其东七十里有西虎山，状如卧虎，昂头啸月。山下一脉细流，几丛野菊，青藤野树中隐约可见者便是今人何伯群先生所居的梅月堂。

　　丁丑年我回家省亲，曾专程访先生于小桥流水之间。其时先生已归隐于林下，紫毫一管，布衣一领，闲时赏花于东篱，兴起泼墨于云窗，悠悠然然已不记寒来暑往。那刻，大雪除歇，枫叶残雪，红白相间，我和先生坐于南阁之下，一瓶陈酒，两碟小菜，举杯邀天外之鹤，投箸说兴亡离合，慷慨悲歌之际，也不知是酒醉了人，还是人醉了酒，对梅弄影，几都不能了自己。

　　后来我乘醉回城，写我的梦中家园，觉得每个字都有了那天醉后的余颤。先生仍醉卧于他的梅月堂，临他的池，泼他的墨，间或有墨宝寄我，一笔一画也都带了梅的清瘦，月的飘逸。再后，听说他举家西迁，蛰居在了长安唐园的一个小区之中。那可是一块让闹市人看了都要吃三个肉夹馍的清净之地：麦苗很青，桃花很艳。和他乡下的梅月堂比起来，虽无法采菊东篱，但凭窗却依然可以静对南山。于是，我就叹他，叹鸟择木而居，他择地而安倒是一个会享福的人了。没料他却笑说，大隐隐于市，我不是大隐，也只能伏在这秦砖汉瓦的皇城根了。说着，看一眼窗外，风从远处刮来，满壁字画簌簌乱响，我自信他又在做西虎山的卧虎之想了。

　　无疑，在山里修炼了几十年的何伯群，从此就成了长安客，长安由此就多了一位书法家，洛州因此就冷落了许多。节前我取道回洛，就有很多当地的名人要人问起他，问他的字，问他的人，问他在山里活得滋滋润润的，怎么一觉醒来孔雀就做了西南飞。在洛州人的眼里，何伯群是城标，是书法爱好者的图腾。是他们借以可向外界骄傲的资本。甚至他们还可以说，荒山野岭的洛州，他们的何伯群可是第一个赴东洋讲过学的人，是第一个出国办过展览的人，是洛州近百年来第一个把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光大到民间的人。小城人知书，他们可以品评书坛的流弊，可以鉴赏省城某大家笔下的得失，但对何伯群书法的好处，他们却说不出。他们只知锦裱了挂在厅堂里可以赏心，可以悦目，可以避邪驱鬼，更可以昭示后人。而我却要说，艺术到了让人无法说出之乎所以的地步，那才是大艺术啊！

　　说来，我和伯群也曾相处多年，在洛州那座很古很古的文庙里，他住东厢，我住西厢，中间隔着上古留下来的被人涂红了眼的一对石狮子。各行其责的工作压力，让彼此见面的时候多，论道的时候少，纵使在冷风中遇见了，点头一笑，一切便都在了不言中。

　　其时，先生正当壮年，两鬓已过早地染上了霜。每天他总是匆匆的来，匆匆地去，肘下夹着一卷磨损了的线装书，除了掩门面壁，对月读帖，就很少能见到他在尘世中走动。委实讲，他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曾怨天也不曾尤人，不为名忙也不为利累，书法锤打着他，他在书法中完成了一个真正的何伯群。

　　据说，临过二十年的池，师从过一代宗师石鲁的他，也就是在蜗居的那时了悟入禅的。如今经过了十多年的风雨剥蚀，面对着先生从炼丹炉中冶炼出来的作品，于我这外行之人是不敢有所阐释的。因为任何一方议论，都会失之浅薄，沦为小市民的一脸蠢相。那天，在长安新居观他作书，我只想到了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和南唐后主李煜。贾岛一生为诗而诗，可他留下来的名作并不多。而李煜则不然，他一生不为词而词，但至今他的词被人们吟诵的有数十首之多。看来，天下之事有意为好者，未必好。而古来的妙书妙画，皆无心落笔，骤然得之，如王右军之《兰亭》，颜真卿之《争座位》。当今世态浮躁，被人称为书法家的书法家们，为了蝇头小利，大都有心而为之故其作品笔尖立见。

　　伯群自不同。他是淡泊惯了的人，也从不为五斗米折腰，因而无心为书，故其笔下疏疏郎朗就有山林气，飘逸俊迈就有行云气。加之先生自小临“二王”，中年师法于右任，转而又摩何绍基，虽师承多家，但却不入帖而死，故其兼蓄所长，刚劲时峭壁耸峙，瘦硬时古藤剑立，细微处一笔一画虽出自古人但提笔回锋无不透着自己的胸臆。先生行为古朴，性情孤高，平时以梅月自娱，以诗书自赏，故其谋章布局，迁想妙得，稳险互补，峻巧周密。谈笑间，振笔一挥，则大江泄洪；信手一撇，则钟馗裂鬼；提笔一按，则山净林空。石鲁当年曾有文赠他“大道通神”，于今诚不虚也。

　　一日，先生送我折扇一把，上书“清风入怀”，时值炎夏，拿起把玩，顿觉南山之风徐来，便想起了挂官归隐的陶渊明和辞官不作的何伯群来，盖今之人古之道也。山川如故，景物常新，仲夜思之，扶窗而叹，始为文而左。

（原载：西部艺术报）

作者：王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