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实验室”概念为核心的展览模式内容为何?

　　《The Lab: Experimental, Interdisciplinary, and Research-Led》，Beryl Graham / Sarah Cook，《Rethinking Curating: Art After New Media》，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0，p.234-245。

　　Sandy Nairne(《Th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Dissent》)认为，因为观众角色的变化，导致当代艺术在“创作/展览(making / exhibiting)”两者间产生鸿沟，负担展览责任的艺廊因而发展了工作室(studio)、仓库(warehouse，或，工厂(factory))与实验室(laboratory)叁种展览的概念。

　　那些以“实验室”这个概念来设想的展览，主要强调“(创作)过程(process)”而非“物件”，强调观众的“参与”而非只是“欣赏”，强调“生产(production)”而非只是“展览”。早在现代主义时期，Alfred Barr就曾经认为MoMA是个实验室，晚近的Hans Ulrich Obrist(《Kraftwerk, Time Storage, Laboratory》)更是以实验室这个概念来强调“研究”这件事的重要性，并认为策展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实验新的展示(display)方式。不同于传统“作者的手工式生产”概念，人们在“团队协作”的基础上称之为“工厂”或是“实验室”(Eva Diaz，《Futures: Experiment and the Tests of Tomorrow》)。

　　不过，一般的科学实验室是没有观众的，在这点上，Claire Bishop《Antagonism and Relational Aesthetics》提请我们注意，艺术圈在思考“实验室”隐喻时，必须把“观众”所关心的“工作室如何引发创造力”这样的过程(经验)当成重点，换句话说，用“以专案(project)为导向的实验室”来修正美术馆的静态展览机制，就像Liam Gillick在Tate美术馆所做的那样，这种做法，在欧洲通常被认为是创造一些能与观众沟通的“平台(platform)”(Paul Murschetz，《Digital Culture in Europe: A Selective Inventory of Centres of Innovation in the Arts and New Technologies》)。在这个意义下，艺术中的实验室隐喻所关心比较不是“生产”或“实验”的面向，而是“(对过程的)展示”面向。于此，我们可以想起“批判艺术体(Critical Art Ensemble)”在Clean Rooms的《GenTerra(2002)》这个作品。此外，这也让我们想起Liane Davison在Surrey Art Gallery以艺术家驻村计画的方式所採取的实验，他利用提供艺术家驻村的机会请艺术家协助进行(一)由当地出发而设想的作品、(二)开发新媒体(艺术)的观众群、(叁)帮助艺廊了解并预期媒体艺术之趋势与艺术家之可能需求。换句话说，Liane Davison希望驻村艺术家身兼“艺术家/艺术教育工作者/研究型技术人员”三种角色。

　　就像Sara Diamond于2001年Momentum论坛上所指出的，虽然“研究(实验室)”这样的隐喻主要是建立在“私人的个别专案与软体/共有且开放的塬始网络(塬始码)”的基础上。但是如何处理“个别的价值/共有的资讯”这个结合形式的弹性，其实艺术圈有不同的理解。我们或许能够将实验室隐喻细分为三种模式：

　　(一)生产模式(工作坊)：这是“产品导向”的思惟，在英国特别是以“文化创意产业”的方式来呈现;

　　(二)研究模式(实验室)：这是“过程导向”的思惟，强调“资讯性”远重于“生产性”;

　　(三)商业模式(研发，Research & Development)，在这种模式中，虽然也重研究，但是其内容指向生产力的改进，就像Craig Harris所编的《Art and Innovation: The Xerox Parc Artist-in-Residence Program》一书所呈现的那样。(荷兰鹿特丹的V2是实验室隐喻的最佳例子之一)

　　我们注意到，“实验室”隐喻让我们从创作的“物件(艺术品)导向”转而关注创作者与观众的“反馈/分析/使用者研究”面向。然而，更重要的是，不要将实验室隐喻化约为“技术物决定论”。就像我们在加拿大Banff中心( https://www.banffcentre.ca/ )这个例子中可以发现的：“实验室”的生产性产生于由“研究”与“专案”所组织起来的空间结构、人际关系与制度。简单地说：只有能够在“研究/生产/配置(distribution)”叁个面向彼此间找出彼此协调且相互支援的形式时，实验室隐喻才能发挥最大成效

　　关于作者

　　王柏伟1975/08/26生于台湾彰化

　　1997成大化工系

　　2001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

　　现为德国Witten/Herdecke大学文化系社会学博士候选人，研究方向:媒介理论、当代艺术史、艺术与文化社会学、ATS(艺术/科技/科学)

　　2008年数位艺术评论奖佳作、2009年数位艺术评论奖首奖、2009年国艺会艺评台佳作

　　《艺术家》杂志编外撰稿人

来源：艺术国际-评论 作者：王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