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宋以来，古董书画皆是文人雅士的一大嗜好。到了明代，一些巨商大贾也纷纷效仿。正如曾任翰林院检讨的明代文学家沈德符所说，古董书画的购藏之风“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徽商群体的崛起，此风更甚。正所谓“堂中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徽商群体对艺术品的狂热，可从明代鉴藏家吴其贞的记述中见其一斑：“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时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林程氏，以得皆为海内名器。”(吴其贞《书画记》)

邱汉桥《晨曲》

在具有一定刚性的市场需求支撑下，艺术品价格也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例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宋高宗《临虞世南真草千字文卷》题跋就记载了几次交易情况：万历七年(1579年)，该书法被项元汴购得，“其值五百金”。崇祯五年(1632年)，该书法被韩逢禧购得，价格是“一千金”。仅从增值幅度而言，似乎并不大。但在当时，外有后金刚刚取得大凌河之战的胜利，内有高迎祥等农民军连续攻克诸州县，还有黄河于孟津决口，乱世之中能够保持“一千金”的价格，已经很不容易了。崇祯十年(1637年)，该书法被李永昌购得时，价格虽然仍为“一千金”，但还外搭了“宣德炉两座”，真实价格增长不少。尽管这件艺术品的成交情况可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素，然而，法书名画的价格刚性却依然足以证明优质艺术实物资产所具有的保值和增值功能。

清兵入关后，满族最高统治者对汉文化的热爱丝毫不逊于汉族皇帝。清代前期的皇家收藏甚至比明代皇家收藏更为丰富。从《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的着录情况看，清代乾隆和嘉庆年间的皇家书画收藏囊括了上迄魏晋，下至清初近两千年书画名家的数万件作品，大可同宋徽宗的宣和内府相比。除了皇家收藏，民间收藏之风也非常之盛。众所周知的江淮盐商自不待言，就连满清旗人的艺术品收藏都蔚为壮观。以嘉庆年间曾任淮关监督的旗人阿克当阿为例，“阿之书籍字画三十万金，金玉珠玩二三十万金，花卉食器几案近十万，衣裘车马更多于二十万。……即其鼻烟壶一种，不下二三百枚。无百金以内物，粉红骇绿，美不胜收。真琪南朝珠用碧犀翡翠为配件者，一挂必三五千金，其腻软如泥，润不留手，香闻半里外。如带钩佩玉则更多矣。司收籍之仆八人，随时装潢补订又另有人。宋元团扇多至三千余，一扇值四五两，乃于数万中挑检而留之者。”(小横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二·阿财神》)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关于书籍字画的计量单位已经不是“册”或者“件”，而是明确的货币单位“万金”。即使在提到团扇时表述的是团扇数量，但同时也指出了“一扇值四五两”的平均价格。显而易见，艺术品已经被理所当然地视为重要资产了。此外，在清代的“收藏热”中，还形成了一种流行观念，即“一个家庭的文玩收藏品味和数量反映了其主人的文化修养和经济实力，也成为衡量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李向民，2013)当这种观念形成并被广泛接受之后，搜求古董字画之风可谓长盛不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艺术品是实物资产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

邱汉桥《恒》

纵观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品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自古以来便被人们视作重要的财富。艺术品既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也可以通过典当行质押借款，融通资金，是名副其实的实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