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开诚先生追思会在北大书法所举行

时       间：2008年12月20日下午4—7点

地        点：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

参加人员：王岳川、张俊东、施百忍、陈新、廖丹、崔树强、罗杰、季乐胜、朱海峰、朱中原、时胜勋等

录音整理：时胜勋、唐义广、王笑、王清辉、刘明、邵丁

王岳川（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我们敬爱的金开诚先生于2008年12月14号清晨6点50分去世。金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北大中文系著名教授，我们书法所的所长。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近五十年，我和他有二十多年的学术交往。金先生的离去让我们感到不仅是北大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学术界书法界重大损失。

金先生的乐观大度，使人们没有意识到病魔的出现。今年初有差不多两三个月，我经常到他家里聊聊近期的工作。书法所的日常工作我会做，大一点的事情我会跟他说，比如要出什么书，同学们有什么想法，教学上有些什么安排，重大的人事问题，外事活动等等，则需要金老师来把关。但是今年四月，我发现他脸色越来越不好，尤其是四月下旬上课。我坐在那儿听课，听到他讲到最后，他说他很累讲不动了。在我的印象中，多年来，我和他去人民大会堂和各种会场开会，他都是声若洪钟惊四座！到了今年五月四日北大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和北大校庆110周年书法展在北大图书馆开幕时，我近距离地站在先生旁边，才发现他脸色发青发暗。我就提醒说：先生你脸色不太好。他说：我一直发低烧。我说：那可要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海外，所以匆匆离别。等到我七月份回来的时候，他夫人和女儿告诉我说他六月做了手术，我当时很震惊。马上赶到医院。一见面他就说：我这次得的是癌症，我年龄也大了，生死未卜，吉凶难料。我说：先生别这么想，手术不是已做了吗？癌症病人很多，很多人都会得这个病的，他们大多数不是渐渐好了吗？我说，同学们还等着上您的课呢。结果，没多久先生就出院了，我心中很高兴。再见面我感觉他明显瘦了好多，起码瘦了二十斤。

我说：很想给您出一本书法作品集。他说：再等等看吧！现在身体还健康。我说：先生作为北大书法所的所长和无锡江南大学书法研究所的所长，同时又是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的院长。这三个头衔在身，应该出一本质量好的集子。他想了想说：可是我的作品还不够啊！我就问先生大概有多少作品。他说：应该有七八十幅。我说：先生不要着急，等您身体好了以后，尽量多写字少写书就行了，你这个病还是跟你熬夜写书有关系，所以还是少写书为好。

只过了一个星期，我打电话时师母告诉我：先生又发烧住院治疗。我说：先生这几天写字没有？她告诉我说：在写字，但是情况不好，病后的他拿着毛笔手就发抖。作品集的事情我们到时候一块儿来选一选，把他的作品做出来。我说，行。然后我就第二次去医院看他，这一次见他，我感到先生心情烦躁。他是极其聪明的人，他可能猜出自己的病不是简单的胃癌。他就拉住我的手问道：我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我说：医生和师母都告诉我说是胃癌。他说：我担心啊！我想我得的病可能不完全是胃癌。你要告诉我实话，我这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听了这话也是很犹豫。回来以后我就跟师母再次沟通，师母给了我一个病情单说：他的癌症是胰腺癌，是癌中之王。她说：金老师不太喜欢西医，他喜欢中医。王教授你听说过中医有没有治癌症的方法？为此我专门联系了相关人士找到了中医抗肿瘤专家组。那天下午约好三个大夫专家给金老师会诊。但那天金老师在医院化疗，未能中医治病。

后来，师母告诉我说：金老师的病已经很严重。于是，我又一次到医院去看望先生，这次去见到的情形很不妙。我看到先生正处于昏迷状态，鼻孔插着氧气管，他女儿舒年守在床头。我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我想他也许会醒过来。他女儿说：这不是睡，是发烧，体力不支，处于半昏迷状态，一天能醒过来一两个小时。在醒过来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打止痛针，要打杜冷丁。她接着说：王老师，你回去吧！天都快黑了，又这么冷，明天他醒过来我会转告他的。这次见面后，金老师就再也没出过院，那是十月份的事了。

到了十一月初，金先生病情更严重。我就带着第二届书法班的王云龙、叶龙、刘枫几个同学去医院。发现他非常的瘦，连太阳穴都深深的陷下去了。而且让我最感动的是，我一进门他看见我，眼睛特别明亮锐利，说：你来了！我说：我来看望您来了。他大声说：我要坐起来！我说：先生你别动，您就好好躺着就行。他不同意，拉着我的手，攥得特别紧。我觉得他想传达一种想法，一种力量，想表达他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我使劲把他扶起来。扶的过程中，我发现他的整个大臂瘦得跟竹竿一样。我就回头对舒年说，先生怎么那么瘦？心里很难受。但先生半坐着什么也没说。我能理解这种生命的茫然——见到很熟悉很亲切的人时，他头脑清醒想跟你表达某种生命深层感受，但病体衰微又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她女儿跟我说：“我爸太受罪了。”是啊，先生过去那么阳光和辉煌——是古文献和楚辞专家，是全国政协常委，是著名书法理论家。舒年说：他现在太痛苦，癌细胞侵犯各组织使得出现了很大的痛苦，他靠坚强的意志遏制疼痛，实在难受才会大叫。王老师你们要有最坏的准备。我说：不可能，也许还会出现奇迹呢。她说：根据诊断结果，癌细胞已经侵犯到整个肝部，而且有可能侵犯到大脑。我回到学校以后，马上给叶朗院长电话汇报金老师的情况，叶先生后来电话问候先生。然后我又给吴志攀副书记汇报，吴书记说：我明天下午去医院看望金先生。吴书记去后告诉我说：我去了金老师那里，但金老师差点没认出我来。但是我给医院领导讲，用一切好药抢救金先生。

关于2008年11月8日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中韩书法展，我问先生有什么意见，金先生强支病体说，这种国际书法展很好。并对看望他的学生说，“我明年还给你们讲课。”但我们都知道先生可能等不到明年了。因为他是六月做完手术后，医生说超不过半年，而且这段时间医院发了三四次病危通知书。

按照中韩展出计划，我率领北大书法所代表团12月14日早晨8点20分飞往汉城。办完了繁复的海关手续后登上飞机，飞机滑行很快就要起飞。我正准备关机，正好有一条刚来的新短信。但这时航空小姐过来说：“请您关机”。我只好把手机关了，等到飞机降落仁川机场允许开机的时候，我开机一看是金舒年副教授发来的噩耗：金先生于今晨6：50病逝。巨大悲痛使我一下就怔在韩国机场。我告诉大家金先生去世了。曾来德教授和同学们都很吃惊和悲伤。我对叶欣说，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打几个电话到国内。我先是给金舒年打电话，然后给书法所人员布置悼念活动，给先生家属发了唁电，给校领导汇报情况。

12月15日韩中第十四回书法交流展在光州双年展大厅隆重举行，展厅里韩国来了大约二百位书法家，我在会议上宣布了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以后，韩方的主持人宣布，集体为北京大学书法所金开诚教授默哀。看到这么多的外国人对先生那么崇敬，我也很感动。

韩国三天之行结束后，我们一行四人17号下午回到了北京，我马上给舒年打电话，代表书法所全体师生向先生致哀。她说：先生走得很平静，按父亲遗愿，一切从简，21日上午9点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舒年告诉我说：我爸的病是源自三个方面：第一是经年累月的熬夜写作，像北大那种处在前沿的名教授，他们得顶住常人所不能体会的压力，所以父亲就经常熬夜，几乎没有断过。第二是太忙而基本不锻炼身体，你喊他就在屋里多走走，运动一下，他都不愿走，他就坐在那儿干活。后来实在不行了，家人催得紧了，他就说你看我去屋里书架上取书那也是锻炼啊！第三是学术和艺术上的完美主义。写一篇文章就总是会想穷尽所有资料，还有一本书可以参考，就一定要想办法或者打电话让他的学生去图书馆查找。

回顾金老师在人生的最后这段日子，我认为先生是很坦荡的，视死如归，他没在我面前说过痛苦。他在长达两三个月的最艰难的最后时间里，完全靠坚强的意志来维系自己的生命。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刚做完手术住院的日子，他居然躺在床上跟他的女儿口述文章。就这样，他还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等报纸上。真是活到老，做到老。

很让我感动的是金老师对于做学问一直是痴心未改。他在手术后短期出院的那段时间，他是又写文章又写书法，还同我商谈09年书法所的工作，比如明年招不招生，他还想跟中国书协办一个高级理论班。他还说，明年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的书法作品展，如果经费不够就在北大图书馆办书法展，最后我们决定明年学生毕业展最好在太庙举行。

金老师做学问小心翼翼一辈子，把学术的传统和严谨看得很重，不随便乱说。比如对沈尹默的评价，就要实事求是。根据先生遗愿，我们会在明年一月九号的《北大书法》报上刊发一整版先生和沈尹默的书法作品。金先生跟我说起北大的传统，他说：沈尹默就是北大的书法文化的代表人物，并不比其他学校的带头人差，如果我们自己不总结自己的传统，那是对历史和今天不负责。

金开诚先生在学术界、书法界的重要性人所共知。他做学问和写书法都很严谨，金先生和我共同培养的学生写的硕士论文给他看，他视力下降看不清楚了，他就买了一个放大镜逐字逐句地看。在北大书法所这几年，先生反反复复地跟我说：要不我就不做这所长了。我说：那可不行，从一开始我们就是紧密联在一起的。他说：我老了，我真怕精力不够，学生在学术上出问题，而担心自己学术晚节不保哇。相比之下，我现在看到那么多人敢乱说，不仅是在课堂上乱说，在电视台也敢乱说的人比比皆是。像这么严谨的老人，不仅要求自己的著作不出错，还要求自己的学生的著作也不能错。他一看学生学术论文的错处，不管多么晚都会给我打电话，他生气呀！有时候先生读到我在报刊上发的文章，会打电话给我说：你的意见我赞成！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既严谨又随和的人，他从来不会摆谱，对年青学者的成长非常关心。

金老师对待学术是很严谨的。他在韩国出《金开诚文集》四卷，他对排版错字盯得很紧。我深刻地意识到为什么叫“校字如仇”。有人认为出一本书就是荣誉，其实出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你的政敌立一个把柄，为后代留下笑柄。所以，金老师告诉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从出版文集到指导论文，再到问我要不要继续招研究生，金先生都非常谨慎。今天在北大好的学风不断消散的情况下，金老师这样的学问态度是非常可贵的。金老师是一个专注于精神的学者，对自己的生活不甚在意。先生是一个很快乐的人，一个得到别人的恩惠就会经常去感谢的人，是一位澹定坚强、无欲则刚的霍然长者。

先生对学术和艺术体现了八个字——惜时如金，疾恶如仇。“惜时如金”，一是非常准时，二是非常会利用时间。他在车上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下车后把头发缕一下就开始讲课，很投入也很有风采。讲完之后，与同学们交谈也是谈笑风生。“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有一次，有个学生打电话给金老师说：金先生，现在流行的字就是要写的怪怪丑丑的才时尚。金先生生气地说：不可以，不可以，在北大决不能这样写！在其它的地方我不管，在这儿不行！后来还告诉我以后这样的学生要少招。他说：我们不缺这个钱，我们赔钱办学也行，但是不能砸北大的牌子。他对学生很真诚，对这种不好的现象不满也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意见，他是一个胸怀磊落的人。可以说，先生对自己是惜时如金，对社会和艺术界的不良现象是疾恶如仇。值得我们反思。

金先生晚年最放心不下的是书法所。金先生走了，我们会逐步实现先生生前定下来的计划，比如曾经跟先生谈过的要出一本《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教师作品集》。先生前半生痴心学术，后半生还从实践上为书法所和书法事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曾经说，我的主要工作是做理论研究，具体创作是其他书法家主要在做。他很澹定，不去计较名利得失。金老师的确在书法所里做了很多事情，也为中国的书法事业做了很多事情。

金老师不幸去世了，我在想下一步我们书法所如何按照先生生前的设想和计划来工作。我们最近的工作是，到先生家里去进一步整理先生的文稿和作品，出一本《金开诚书法作品集》，以告慰先生。

张俊东（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我很早以前看过金先生的书，第一次面对面的接触是在2004年10月份书法所首届研究生班开学典礼上。我报名参加北大书法研究生班的一个原因是在来北大之前，在山东广播电台收听了一个关于先锋艺术家的访谈节目，里面有一次是访问王老师的，王老师关于荆棘鸟的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原因就是金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当时我年龄不是很大，也写过一些东西，一些作品参加书协展出并获奖，也算在书坛小有影响，因此心气比较高。10月份来北京大学报名学习的时候，学费还在卡里，没有最后决定要不要读，但听了开学典礼上金老师的讲话，他讲了一个观点说：我从1951年进北大，在北大这个校园里面，有四年级的大师，有七年级的本科生。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掌握了做学问的方法，真正是在做学问，那么一个四年级的本科生可能是大师。而七年的研究生或十年的博士读下来，如果你没有掌握做学问的方法，那么可能水平还是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水平。他还说，我们读书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是要涵养自身的气象，提高自身的人生境界。我当时听了特别受感动。而且金先生说：我们的开学典礼和任何地方的开学典礼都不一样，一句套话官话都没有。我感受到，这次开学典礼是我至今参加的最有意义的一次，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其实，我也不把它当作开学典礼，而把它当作学术和人生的一次讲座，一次学术盛宴。听完以后非常感动，我就给家里打电话说，这个学我上定了，而且跟家人讲，参加完这个开学典礼，交两万的学费是值得的。我从黑龙江这样一个安逸的地方，舍弃很多东西，毅然绝定来到北京，跟参加了北大这个书法研究所有关，跟金先生和王先生的影响有很大关系。金先生、王先生还有北大的老师，不仅对我做学问、做书画艺术影响大，而且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我还可以说两个细节。我在做论文的时候，给先生打过电话，在把论文提交给先生的时候，他刚从江苏回北京，当他得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了一个比以前那个更高倍的放大镜，逐字逐句地把我四万多字的论文看完，提出了几十处修改意见。先生做学问极其严谨，对学生也很爱护，这都是非常伟大的，所以我的感触很深。

金先生很能够体会社会民生，关切民生疾苦，有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金老师曾说过：我过去听一些老一辈讲“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唯一做的就是写写文、写写字，对不起人民”等等，很不理解，但是现在就理解了。我就这么一个老头，能为社会、为人民做什么贡献呢？像我每天吃的米饭、菜等，都是人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他们付出的很多，而我付出的少，享受的这些东西特别多。所以，先生为人是很谦虚，很实在的。先生的一生是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品位、格调，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通过做学问认识到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地方。就像梁漱溟先生讲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不断地实践自己所认识到的理”。当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理的时候，我们无所谓，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但真正认识到这种高境界的时候，我们就会努力去实践它，哪怕达不到，但仍然要努力去接近那个方向。我觉得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我和他接触的并不特别多，但是只要接触到，就像先生在课堂上给我们讲的那样：听完一节课，你拍拍自己的脑袋，是不是聪明了？我们当时都有这种感觉，每跟他接触一次，每谈完一次话，真的都受益匪浅。

所以当听到先生得病的消息，我非常震惊和难过。经过先生把关的论文出版后，我都没有亲自送到先生手上。我很晚才得知先生病的消息，弟子平时很少关心先生，实在不应该。知道消息后，我马上拿着书和花篮去了先生的病房，但先生已经昏迷了。在我陪先生度过的二十分钟里，先生睁开眼醒过来两次，他能认识我，但是说不了话，只是点一下头。在这二十分钟里，他昏睡过好几次，那时候已经很痛苦了。我内心特别难受。在跟先生接触的过程中，先生那种做学问的严谨，那种对学生的爱，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先生去逝让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难过……我就说这么多吧。

施百忍（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我14日晚上收到书法所发的先生去世的短信的时候，瞬间感觉到整个人动不了。等冷静了大概五分钟，只能很简单地说“哀恸”，后来就是一种感叹，“仁者萎兮”。那天文清还给我挂电话，我很感动。因为，文清从来不给我挂电话，我们很少联系。但听到金老师去逝的消息，我们感觉就像自己亲人不在了一样，大家一下子都要通过电话来表达对亲人的哀恸，同时也感到同门的情谊。后来我就给杨飞云挂电话，说我们一定要到北京送先生一程。

金老师代表着一种文化的高度。我来北大是因为感觉到人不能没有“高度”，只有这种“高度”内心才能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力。我们在北大里对此有着最深刻的感受。因为我所处的南方的环境，商品化生活化非常严重，来北大求学后的精神收获简直不能用语言表达。我从学校毕业后就是把从北大感受到的文化传统、文化的立场和对学术的忠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去传播。今天来的时候我百感交集，我们作为金老师书法所的研究生，在学问方面也没有什么成就，来的时候只带了一颗心，仅此而已，其他都不重要。今年金老师的著作一出版我马上买到了，但还没来得及拜读，就听到这样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消息。和金老师的接触仅是在课堂中，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自己在阅读经典文本的时候，如果在生活中没有一个好的德性环境，没有这样一位仁者的指引，那么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就仅仅停留在文字上面，不能真正进入心里。金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活的文化，而不是平面的文化。

金老师对学术严谨，不是嘴上说说而已。金老师拿着高倍放大镜看论文，当时他眼睛中的血压很高。回想同学们拍下来的照片，真的很感动。听到金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就觉得非来不可。虽然我平时都很少出门，“中韩第十四回书法交流展”举办的时候，我内心很想过来，但还是没有过来。但是，因为就这么一位仁者的逝去，他高尚德行在我内心是一种力量在召唤我，所以天寒地远，我也一定要过来送送老师……

陈新（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2004年我报书法所研究生班的时候，当时艺术学院办公室的老师曾这样说：这次书法所是金老师主持，他的课很难再听着了，因为他已经很少讲课了。所以后来金老师讲课我几乎每次都不落，我还是挺用心的，他所有的讲课我都做了很细的笔记。从笔记里可以了解金老师治学的严谨。有一次陪刘墨老师去金老师家，他和我们讲起他是怎么备课的，我才知道他治学的严谨态度。金老师当时拿了一些给我们备课的资料给我们看，我一看吓一跳，密密麻麻十几页。他说：我又不会用电脑，给你们备课都是用手写，虽然讲课可能只讲两个小时，但之前我要准备一天多。我和金老师打交道不多，但是从他讲课可以看到他的学术成就，包括对国学、对书法的深刻理解。金老师不幸逝世，我们感到十分悲痛，对书法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金老师曾经讲到书法所是“三无”单位——无编制、无费用、无场地，他说需要大家集体来做事，才能把事情做好。所以，金老师逝世后，以后书法所的发展，我们应该尽绵薄之力，把书法所办好。

崔树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金老师去世的消息是我前几天收到书法所发的短信得知的，感到很震惊，突然真切得感受到一种人生的无常。我和金先生接触很少，最近距离的一次就是上次的纪念蔡元培诞辰140周年暨北大校庆110周年书法展的时候。开幕式完了之后在去英杰交流中心开新闻发布会的路上，金先生提着礼品盒，我看挺沉的，我说金先生我来帮你提。他也不认识我，就说不好意思让你给我提。我帮先生提了之后，从图书馆到英杰交流中心这么一段路上，他给我说了三次谢谢我，感激我。进去之后我帮他送到座位上，他又说感谢我。虽然我和金先生接触不是很多，但我感觉他很随和，很善良。

事实上我知道金先生很早了，很多年前就看金先生和王老师主编的《中国书法文化大观》，但一直没有近距离的接触。后来跟着听书法研究生班的课，有一次金先生上午上完课之后说，下午我们接着讲“气”。我就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的论文就是跟这个“气”有关系。下午听完之后，我很想向他讨教，但我看他很疲倦，又不好意思盯住他问。不过那天听了之后，我的收获还是很大，给我很大启发。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论文还没写好，如果能够写好，能够把论文的初稿给金先生看一看向他讨教，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财富，可是现在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从学书法的眼光来看，以学者的身份来介入书法，对当代书法而言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方向。因为现在整个书法界有一种倾向，就是流于制作，我觉得这是违背了中国书法的基本的精神。书法如果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制作的技巧，就没有意义了。而以学者的身份来介入书法，这是符合中国艺术的基本精神的。金先生自己身体力行来做的，晚年特别钟情于书法，对于中国书法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中国书法界应该记住金先生。我就说这些。

罗杰（北京大学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我和金老师的接触也不多，我借此机会，也想表达一下对金老师的追思。我自己觉得我在我们班里是一个更需要向别人学习的人，所以我非常注意学习各位老师的行为和思想方法，包括王老师说过的“心性修为”、“忧劳之心”和“文化书法”。我觉得金老师的人生经验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书如其人”，从书法可以看出，金老师为人很好，很平和。他备课很认真，每次讲课之前，先要对着镜子演讲一番，知道自己满意为止。我觉得他的为人也决定了他的艺术，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在失去了这位老人，我们书法所更应该团结一致，金老师和王老师倡导的“文化书法”的旗帜不能倒下，还要出更多的精品，把它发扬光大下去。

季乐胜（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在金先生病重期间，我们已经知道金老师生命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虽然心里已经有了准备，但是真正得到先生逝世的消息，我的确很悲痛，我想同学们也会和我有一样的心情。金先生就像一座文化宝库一样，他的逝世，让我感到一种心灵的悲痛。其实我们来北大学习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技法技巧。金先生一直强调他是做理论的专家，而他的确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专家和文化大家。我们来北大最主要的也就是学习这金子般的“文化”，艺术与人格的双修，理论与技艺的双修，从这两点上讲，我们都受益很多。这样我们在北大的学习目的达到了，也有了很大的收获。

金先生不但治学严谨，在学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为人谦和谦虚。我讲一个细节，我记得当时我们的一个同学，写了一个非常长的手卷，应该也很珍贵，他就寄给了金老师，希望得到金老师的评点，同时也希望金老师能收下。可金老师在认真地评点过后，在开学的时候又还给了他，而不是收下。这就是金老师人格魅力、为人的体现。

金老师说他是做理论的，很少提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其实我感觉学者书法里面，金老师的艺术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我想艺术界的专业人士也会有一个肯定的认识。我想，这与我们书法研究所的“文化书法”也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来到北大学习，沿着理论与技艺双修的路走下去，我们才能有所发展，并走得更远。我们应该为先生做些事情，比如刚才王老师说到的出版金先生的书法作品集，让金先生的艺术更广泛地留在人们的心中。金先生逝世后，书法所的事业还要进行下去，在王所长的领导下，为我们所的下一步发展，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地做。

张俊东：我插一句。刚听第二届研究生班的同学们说，大家和金先生的接触都不多，不知道他有没有和你们讲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是关于一个郎中的故事。金先生说在他的老家苏州，有一个郎中，是个著名的中医，医术高超。他在行医的过程中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户人家，家里非常穷，妻子得了很严重的病，但是家里特别穷，没有钱治病。丈夫就出去借了十块大洋，来给妻子治病。妻子病卧在床，到不了医生那里去，丈夫就请这位有名的中医来家里看病。把过脉之后，他就开了个方子，让家人去抓药，然后就走了。可是他走了之后，这户人家拿着方子准备去抓药的时候，发现借回来的十块大洋找不见了。他们翻天覆地地找，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一想，没有谁来啊，只有这个郎中来床边看过病，给女主人把过脉。那么这个钱哪儿去了？但是他们又知道这个郎中的人品非常好，不可能拿这个钱。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又只有他来过，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想，是不是他拿走了这个钱？主人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救命钱，他就去了郎中的府上，说的很委婉，但是还是表达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借了十块大洋来给我的妻子治病，现在这个钱不见了，我就没有钱去抓药了。郎中一听，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就对他说：哎呀，你看我见钱一时糊涂，就把这个钱拿了，我特别过意不去。然后他就拿了十块大洋，给了这个主人，说你赶紧去抓药。这个主人拿了钱，出门还挺高兴的，想郎中这人还挺好的，一时不小心拿了钱，我一问他就承认了，还把钱还给我了。后来，他的妻子吃了药之后身体慢慢就能活动了，能坐起来了，心情很高兴。就当他们在整理衣物的时候，忽然就在枕头套里找到了这个钱。他们拿着这个钱，心里非常感慨，也非常难过，觉得冤枉了人家郎中。于是，又找上门去跟郎中说，我们的钱找到了，原来这个钱不是您拿的。郎中这才说，我确实没拿你们的钱，但是你们不要忘了，我是一个医生，你们丢了救命的钱，我如果说我没拿，你们一着急上火，你妻子的病可能就会更严重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承认我拿了，让你们能够买得起药。

这就是金先生给我们讲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怎样去修炼自己的人格，修炼自己的人生境界。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帮助别人，拿我来说，别人遇到困难，我可能会拿出十个大洋去帮助别人，但是受到别人的侮辱和怀疑，可能接受不了。但是这个故事里的郎中，我觉得在人格修为上就非常高，他没有拿这个钱，受到了侮辱，受到了委屈，被别人当成贼，但是他为了治病救人，他能够忍受下来。金先生给我们讲这个关于做人的故事，说明这个故事对金先生影响也很大。

另一个我还想讲的是，金先生用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对中国书法传统美学的研究，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我强调的就是，金先生是做书法文化和书法美学研究的，他为我们每一个书法人打开的是一扇窗户，不是局限于技法和创作，他的着眼点是书法文化和美学。

朱海峰（北京大学首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金老师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思想的长者，一个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我在他身上就看到了我们传统中国的美德，这对我们的学习有非常大的影响，他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我们那一届的学员。知道金老师生病了之后，我们都很担心，我们同学私下聊到的时候，都感到十分惋惜。这次得知金老师逝世，我们更是感到痛心……有些东西还是放在心里表示哀思吧。

朱中原（北京大学第二届书法研究生班同学）：听到金老师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金老师给人感觉身体是很健康的，精神矍铄，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金老师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儒者。我和金老师直接的接触不是很多，严格地说只有一次。那还是我以前在《中国书画》杂志工作的时候，当时给金老师和王老师做一个关于传统文化与书法的访谈。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谈了很多。之后我把谈话整理好之后送给他看，他反复改了好几遍。从这件小事上我看到，他是个很严谨的大学者，对文字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注重，他能为他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另一方面，金老师有政治责任心和文化使命感，他对中国文化、中国的教育、当代中国的社会断层，都非常担心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感时忧国的真正的学者，他身上有一种传统儒家学者的风范和智慧。金老师从不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比别人懂得更多的人，从他平时的讲课和谈话中可以感觉到。虽然他研究传统美学和书法文化，但他在很多场合说，我不是书法家。实际上书法界对于形式的追求，对于纯粹技巧的追求太多，而忽略了书法里面文化的关怀和人文精神的追求。金老师对中国书法文化和传统精神的追求，对当代书法界是有促进作用的。尤其北大书法所提出“文化书法”对整个书法界应该都有着积极的意义的。

金老师是把学术和生命、文化、思想，四者结合起来的，这些都不是脱节的，而在当前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很多人做学问是把生活言行和学术和隔离开的。而金老师把他的言行和他的学术、他的生命结合起来，每一点都体现在他的生活之中。金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非常生活化的人，具有思想家的智慧和哲学的高度，他在学术上的看法和观点都是建立在深刻的生活体验的基础之上的。这就让我觉得他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他并不是用一种教化的口吻来教化社会，而是把他自己的学术和生命贯彻进去，这点对当代中国文化是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作为学生，在跟他的点滴交往中，也能感受到，他首先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人，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儒家智慧的人。金老师的每一本书，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段话，生活中的一言一行，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真真切切的感受和教导。对我们来说，他是真正的学者，他能讲自己的真话，而且把自己的学问融入在真实的生活中，把学问和生命结合起来。这一点在金老师和王老师的生命中有某种相似之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机缘吧。对我们后学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我相信和他交往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这种形象，这一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

王岳川：我特别想说一下，金老师为我们的书法班鞠躬尽瘁。在上课方面，他要求他的课要集中上课。你想，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上午三个小时，下午三个小时，一天下来是非常辛苦和艰难的，尤其是后来先生身体还不好。每次上完课我开车送他回家的时候，我从反光镜看他坐在后排，苍老疲惫，闭着眼睛，就像一个极度疲乏的病人。我说，先生你睡会吧。他说，我怕我睡着你开车也睡着了。我说，不会的。金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事事都很平和很谨慎的前辈。另外，他也为书法所里不少事情所累，他用他的智慧来化解了不少事情。还有就是到了生命最后关头他仍很乐观，还说他计划要多花时间写字，他觉得作为书法所的所长，如果在书法上没有很高境界，如果被别人说三道四，他觉得可能会使北大这个集体受损。先生做完大手术后，伤口很疼，可是他还要拿毛笔写字，尽管写了不多几个字就感到体力难支——就像一个强者被打倒，他又爬起来，那么坚强。我们这么年轻，却不珍惜时间，不努力，很是惭愧。先生很不幸，不幸他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倒下了，他应该像季老、文老那样活到一百岁。因为先生曾和我说过，北大就看两头，一个是口头，一个是笔头，此外都不重要，以先生的口才——文不加点，以他的笔才——立马可待，定会取得更高的成就的。可惜天不假年，不想先生就这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