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约定，我和刘晓明一早汇合，三弟罗晓令有事，只有我们两人前往，今天首站要去看的是八庙的“红白碑”。

    朋友王略曾经给我讲过有关“红白碑”的故事，说老家斑竹林有红、白碑两座，分别埋葬了王氏家族的两位女性，白碑为正室，红碑属妾室。但因小妾能力很强，帮家族打理了很多重要的事务，受人尊敬，并为之修了大墓，但后来族人觉得她的墓高度超过了正房的墓碑，很不恰当，于是就把她的红碑降低了两层。

    这是一个关于女性身份地位的故事，作为妾的女子因其能力而受到族人的尊重，但最终还是受到了封建礼教的压制。故事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这让我们对清代四川地区农村妻、妾之间的关系有所了解。实际上，这一地区有很多合葬墓，包括一夫一妻合葬，也有不少是夫、妻、妾的合葬。当然也有很多女性独享的大墓。我不禁想，如果妾室的儿子长大之后有很好地发展，是否可以为生母修建大墓呢？或者说当时正房、偏房之间本身就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途中看到一处特别漂亮的村落，田地非常规整，墙砌得像工艺品一样，农作物也种植得很整齐，村落里面的房子白墙蓝顶，各户道路、院落井井有条，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农村真令人艳羡。一打听才知原来这是省委书记的扶贫示范点，这里的村民有福气啊！

    过了不久到了斑竹林，感觉这个地方也比较富裕，村道路比较宽，路面平整，两边都是楼房、菜地、麦田、竹林，一派田园风光，真是个好去处。我们要找的红、白碑就在马路旁边的家族墓地中，其间还有大大小小的不同时期的墓葬数十座。

    近前一座大型的五间五檐庑殿式墓葬，基座平面内凹呈“八”字形，其上的第一层与基座转折一致，围合感比较强。各开间门罩和碑体通染青、白二色，很是亮眼。明间以上各层染红色，莫非这就是所谓的“红碑”了？在二、三层檐之间是一座亡堂，顶上有一竖向的匾额和雕花的顶脊。

    地上满是红彤彤的鞭炮纸屑，基座中间也被烧纸熏黑。墓碑顶脊雕刻一栋三檐的房屋，正脊最高，下接两次脊，屋檐下有多人，正中一人，尺度最为高大，官员模样，右手扶腰带，左手指向前面，似乎向前面一打旗子的人指示什么。这位官员的身后较远处似乎是三位女子，其中一位身材矮小者在盖伞之下，似乎为老太太。其主题不得而知，但是在正脊上雕刻建筑和人物活动的情况，不太多见。当然，在这幅图像的外侧依然没有忘记作为脊饰的惯常做法，装饰鳌鱼。

红碑（王用忠夫妇墓）

红碑顶脊

    顶檐下的亡堂比较显眼，特别是那一块高挂在亡堂顶上，向前倾斜的“五龙捧圣”的牌匾，上面刻有“圣旨 恭奉 恩荣寿考 右给耆/老王用忠立”字样。但是这个牌位雕刻与之前所见大异其趣，龙的造型除了头部有那么一点意思，像蛇一样的身体软弱无力，缺乏应有的神气，顶上正中的正面龙头更是像应付了事，五龙之间的关系也缺乏组织。我还是第一次对民间雕刻持这样的批评态度，因为像这样有一定神圣感的牌位一般都会找技艺高超的匠师来做，之前看到好多这类的雕刻，这一件确实有些差强人意。

红碑亡堂

    亡堂结构还是比较复杂，牌匾两侧分立男女人像，尽管头部已经缺失，但从比例、衣纹和动态看得出还是不错，女子手托大元宝，男子拿的东西不知为何。外设立柱只剩下右边一根了，这是一根盘龙柱，雕刻很深，龙的头部和身体非常突出，龙鳞、脚爪、云等有诸多的细节，柱础部分有瓜棱等复杂的细节，看上去要比“五龙捧圣”牌匾的雕刻好些。缺失的左侧柱子却让我可以看到柱子后面的柱联：“品列三先域”，但是被柱子挡住的一侧则根本看不到，莫非这就不是给外人看的。牌匾遮住了一半的亡堂开间，而下半部分内部还有两根柱子，室内光线几乎被挡住了，隐约可见里面有人像雕刻。

    我很想看个究竟，于是冒险爬到高处，往里窥探，发现里面“文章”还不少。首先看到的是一尊站立在方形基座上的人物雕像，约30厘米高，姿态挺拔，可惜头部已经没有了。人物穿长衫，上衣涂黑色，下衣蓝色，四颗圆形的扣子很是明显，右手拿着红色的寿桃，左手所举不知何物。这种独立的雕像放置在亡堂内确实没有见过，但也不像是其它地方移到这里来的。这么高、这么不方便的空间中的人像头部被打掉，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想想牌位两侧的人物形象头部也没有了，估计是专程破坏而来，那就只有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有意而为之了。其实当时估计也是迫于无奈吧，要不然为何我们所见最多的破坏都是敲掉人物的头部。当然对于偶像的破坏，敲掉头部是最省力，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了。

红碑亡堂内部的雕像和神主牌位

    除了这唯一的雕像，亡堂内壁也有新发现，那是两排绘制的牌位，粗略的线刻云纹，涂蓝色，中间涂白色。上排正中为“王氏历代昭穆”、左为“□考宗明神主”、右“故妣赵君神主”；下排雕像左侧为“原配黄氏神主”、右为“继配李氏神主”。这样看来，亡堂内供奉的应该是两代、五人。尽管不见男性墓主的牌位，但处于下排原配黄氏和继配李氏的中间那一尊雕像显然就是了。我们之前所见亡堂内配置要么是雕像，要么是夫妇并坐的宴饮场景，当然也有简单的墨书“历代昭穆神主”之类的。像这样的亡堂配置倒是比较省工、省力。

    其实，民间祭祀、巫术一类的活动尽管有比较完整和严格的操作程序，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却又是比较开放的。在特定的场合或不便的情况下，往往会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来应对。如本该用到“大红公鸡”的场合，如果没有，一般的公鸡也是可以的；没有纸钱，一般的草纸用人民币在上面印一下也行；不愿意杀鸡取鸡血，红墨水也是一样的……而且这样的替代似乎并不妨碍仪式的进行，甚至不影响效果。“变通”给民间祭祀仪式一种简化和灵活性，看似简化了仪式，但是却保证了仪式的不可或缺。而只要稍微有条件的人们还是愿意将仪式进行得复杂和花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些墓葬建筑及其雕刻一样，人们总会尽可能地使其高大、复杂、精美，这和对仪式的要求一样。其实变通有时候也不只是因为省力或追求简化，变通往往也给人们改善或改变的自由和方便，而这种改变又为仪式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方式，一旦人们觉得这种新的改变似乎更好，则有可能成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方式。这可能就是民间仪式和民间艺术的原创性和原生性之所在吧。

    亡堂之外的左右次间比较低矮，顶檐下的一层左右只是一块方斗，但斗口上雕刻的是折枝的水果，一边是柑橘，一边是石榴，皆是大大小小的果实挂满枝头，真的是硕果累累。特别是石榴，被涂得红彤彤的，很是可爱。第二层甚至比上面一层还要低矮，仅仅一块方形的石头，其上各雕刻数人，显得很是局促。要不是爬到墓碑高处，这些细节几乎难以看到。总之该墓的二层以上，显得不大协调。

红碑顶檐下的水果雕刻

    底层明间、次间的结构和雕刻更为复杂、精彩。感觉这一层的结构要协调得多，明间开阔，柱、梁宽厚，结构复杂，所涂绘的蓝、白二色格外醒目。明间额枋上宽下窄，后方两侧还有一块过渡的小条石，端头和正面为高浮雕花朵，花瓣柔和卷曲，较为生动。额枋上雕刻行书：“皇恩宠赐”。落款抬头：“四川丞宣布政史司总理铜政钱加三级纪録十二次陈为” 。落款：“右给耆老王用忠，大清咸丰六年冬月十三日立”（1856年）。匾额底部与明间柱顶连接处有一对燕子作梳理羽毛状，羽毛上墨绘痕迹比较明显，还比较传神。 

    该墓的明间顶檐明显外凸，其下得加柱子支撑，这样就形成抱厦，不像之前我们看到的胡江和吕氏墓，这里的外立柱与碑体开间门柱的距离要稍微宽绰一些，两层柱联都可以看的清楚。抱厦柱间门罩上雕刻五位成年人，其中一女性还背着一个小孩，他们正围拢观看一展开写有“福禄寿喜”几个字的画轴。画轴中心有一太极图，白底蓝色，这应该是“五老观太极”的异化版本，尽管画面上不全是老人，也有妇女儿童，但增加的这几个字似乎让五老观太极的图像意味更加明确和直白了。图像下面的透雕拐子纹花板一直延伸到柱子中部。次间的外门罩也是同样的透雕纹饰，但线条要更为粗大一些，涂蓝色勾白线，装饰感很强。明间外立柱柱础雕望天吼狮子，柱子三面施雕刻彩绘，正面处理成弧形面，上有行书对联：“知水仁山雅致，丛兰高桂奇香。”可小看不得这联，不是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说吗？该联应该是化用这句话，撰写这对联的人应该也是饱读诗书者。

红碑明间门罩的“福禄寿喜”图

    明间立柱正面和侧面有联六七副，不仅文笔精彩，书法艺术水平也不低。次间和稍间的柱子造型比较奇特，束颈侈口方瓶底上接四方柱后再束腰，接方柱，几多变化，想必也是花费了相当多的心思。下层方柱各面均有雕刻花纹，上段较长，刻人物，仅仅这一排柱子就给人以繁复的感觉。

红碑立柱样式及雕刻装饰

    明间门套上雕刻八幅二十四孝图，人物的动作表情、情节设计都很自然恰当，让人一眼就能够辨别得出具体的内容，而一些小的细节让人觉得与现实生活中的距离很近，如百里负米的“小包袱”、“尝粪忧心”里的粪桶，这样的处理显然有迎合观者的意思，但也能够体现出匠师的技艺水平。

红碑明间二十四孝雕刻

    次间门套也是同样的格局，左右各四幅小的图像，工艺不像明间雕刻那样有立体感，具体内容不太清楚，有点像一些寓言故事或者一些典故，总之应该是劝善、劝学的道德教化之类的故事。

    除了这些位置明显的雕刻，墓葬建筑上的好些小的雕刻也是值得注意的。这些雕刻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人物雕刻，其二是动物雕刻。

    先说人物雕刻图像，在明间立柱的侧面分别雕刻浮雕的武将，高约50厘米，宽约20厘米，线条较为复杂，应该是充当门神的形象。还有就是在屋檐的外侧也雕刻了一些尺寸较小的人物形象，因其位置容易被看见，也是比较小巧精致的。

红碑基座上的动物浮雕

红碑抱鼓上的动物浮雕

    其次是动物形象，在墓葬的基座、抱鼓等位置有尺度不等动物雕刻。以狮子、麒麟为多，在基座和抱鼓上雕刻动物似乎已经成为惯例，这些动物形象多采用减地平雕的手法，画面简洁，线条柔和流畅，动态十足。当然还有些构件上的折枝花卉小品，以趣味性见长，小巧可爱。

    后来，在王略口中，又听到这座墓葬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说这个碑原本要高大很多，因朝向对面燕山，而那里有一位官员觉得这个碑如此高大把他或者他们家给“压”住了，于是就强行要求该墓降低高度。我认为，那位官员之所以认为这么远的墓碑建筑把他给压住了，要么是听信了风水师的话，要么是羡慕嫉妒，或者觉得被比下去了，毕竟这座墓有那么一点官方的背景在里面。但不管怎样，前后两个故事都与建筑的“高度”有关，而且从墓葬建筑上面几层的尺度和比例看，确实有些不太正常。或许确实有某种原因，让这座墓从最初的高度上被降下来了。这也清楚地表明，古代社会中建筑的尺度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其高度总是与身份地位相关联。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