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向明告知：他要出版新画册了，嘱我把六年前写的一篇旧评(即：《试论李向明近期作品中的“文脉”问题 》，刊登在2005年《中国美术馆》第4期及长城出版社出版的画册《中国现代主义—李向明》)或作修改或作补充。思来想去，我还是决定保留原文，理由是原文的观点毕竟是我当时的一些真实想法，若去作改动，难免会失“真”。但又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向明的创作的确有了新的变化，且佳作连连，出现了类似于“井喷”的现象，这也是艺术创作“巅峰”期的一种表现。

　　在此同时，我对他的认识也进了一步，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所以，就写了一段“补识”，置于原文之后。

　　向明酷爱艺术始于他的青少年时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开始了自己的专业创作。其创作道路漫长而曲折，类型上的由前期连环画、插图艺术、水墨画、油画等交错发展创作，到近年来又搞装置艺术。方法上由写实主义到表现主义，最终“定格”在了本土化抽象艺术的探索实践。可以说，他就是这四十年来中国艺术变革史的一块“活*石”。

　　他为什么会在十五年前(1996)，垂青并执着于抽象艺术?我相信，其原始冲动应是来源于老格林伯格当年那一个十分著名的判断—“抽象艺术是艺术中的艺术，是最优秀的艺术”(参见《前卫和平庸》)。对抽象艺术的狂热向往和创作冲动，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简直就是年轻一代艺术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大群年轻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它。正如易英所指出的，那个时候，“抽象艺术首先是作为意识形态而产生的”(参见何桂彦：《“后抽象”：抽象艺术一种新的可能性》)。

　　可是，从上个世纪末以来，这种态势发生了一个较大地偏转，即是中国抽象艺术开始转向了本土化之路，并作为一种文化问题(已非意识形态问题)而备受重视，凸显出了它的存在价值。对此，我们所熟知的一批优秀艺术家都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诸如：尚扬、王怀庆、周长江、李华生、苏笑柏、谭平、张方白、张羽、张国龙、瞿倩梅等。这也正是抽象艺术在中国发展脉络中的一个重要界碑。

　　向明的异常敏锐之处，正在于他捕捉到了这一重大变化并紧紧地依托这块界碑进行他的个人化掘进，从而成为了又一个成功的案例。

　　这个案例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把浓郁的“乡土”和自然的元素，例如：土地、种子、土布(补丁)、花袄、泥巴墙、米袋、鸟巢、山乡土建、景色等，有些只是意念之象，有些则干脆就是实物(现成品)，既硬生生又自然而然地“嵌入”了现代抽象构成的大框架之中。于是，“二重奏”的方式便成了他近期创作的不二法门。这些元素—管它是一种意念之象还是实物，在整体画面上，虽然都还是一些被有意地浓缩了的“线头”和“伏笔”，也就是所谓的“雪泥鸿爪”，但却是一幅幅生动、别致的“乡土”、“超写意”。 在处理手法上，既表现出了一种东方式的含蓄与优雅，还具备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正是这种“嵌入”式的表达，不但勾起了我们对“乡土”的许多追忆、留念，更重要的是点燃了对乡土文明中所遗存的精神财富(如纯朴、真诚、“惜物精神”等)的重估和重建的热切诉求。

　　“西方的语言，东方的情怀”—用在这里是最恰当不过的。众所周知，抽象艺术与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以及所衍生出来的都市文明原本是一对对孪生兄弟，并且都是现代理性精神和独立人格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抽象艺术—它不但有别于乡土文明，而且就是要把它拒之门外。可是，向明在这里却明白无误地做了一个“反向”运动。这又是为何?这里似乎隐藏着两个更深的企求：一是对工业、技术、都市文明的反思。并在同时表现出了当代知识分子一种矛盾心态：既欢迎文明的进步，又怀念乡土的淳朴，有了几多兴奋，便有了几多失落。于是就想把两种在时序上有前后之别的记忆“缝补”在一起，并企图藉此弥合它们中间的“裂隙”—或许这仅仅是一种高贵的愿望罢了。于是，一种新的抽象构成以它硬朗大气、犀利强劲的语锋烘托并升华了“乡土”、“自然”的元素。而在同时，“乡土”、“自然”的元素也抚慰、补充并诗化了现代理性和独立人格。在笔者看来，这叫兼而有之。

　　二是由文化上的皈依转向对乡土情怀的表达，表面上看是向明所完成的一次自我调整，但在实质上并无二致。文化上的“恋母情结”与乡土情怀的“恋母情结”，其实都是基于一个文化(也是文脉)上的考虑，即是：身份的认同与重建。“生活只是根，思想才是魂”，如何使本土当代艺术以其独有的风采昂然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才是向明这一辈人真正的企盼。为此，他必须从自己做起!

　　对于向明而言，还有一点是始终不变的：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心态，以及向纵深开掘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毅力。

　　2011年8月6日补识于南京·草履书斋

作者：陈孝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