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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厂:对话上海双年展策展人

2014-11-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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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策展人康喆明(Cosmin Costinas)、周安曼

  LEAP:首先,“社会工厂”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是指像普通工厂一样,展览正在制造社会?

  安塞姆·弗兰克:我认为这个名字宣示了一个主题,而不是解决方案。并不是展览制造了社会,而是展览反映了一系列问题。这个展览关注的是主观性和社会关系的产生。然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无法简单地再现。这个过程涉及了经济、资产、符号学、象征标志等多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多产的劳动和制度性机制,二者通过官僚体制、统计数据,或者对社会的事无巨细、越来越多的管治而去芜存精。在这里,“社会工厂”一词用来形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主观性和社会结构的日益渗透。在数字消费资本主义中存在着一种类似工厂制造的主观性,可以肯定地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反对它。相反地,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这个僵局中挽救主观性。我们选择社会工厂作为主题主要是因为这个主题暴露了一种紧张关系。严格地说,不存在单一的社会理论,因此社会也不可能是一个工厂。所有对社会和主观性的理论解释在不同程度上都失败了,或者说,这些理论都成为了其自身缺陷的牺牲品。留下的就是制造不可预知的、充满内在矛盾的后果的一座工厂。

  康喆明:双年展关注不同阶段的不同制造过程。许多展览是关于制造本身的冲突、互动和紧张关系的,不论从自我制造和管理流程,还是从塑造思想和制造社会的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不同历史时刻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种连贯的关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与这种社会工程的概念发生联系。这是一种冲突,一种把塑造社会作为核心己任、意识形态非常强烈的国家与伴随着复杂的消费型社会而来的必然的主体化过程之间的冲突。人们渴望塑造他们自己,设计他们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紧张关系也非常特殊,或许是中国所特有的;大部分其他社会已经抛弃了这种塑造社会的直白主张和行动,尤其是在象征的技术层面。

  刘鼎,《1999》,2014年,声音装置展览现场

  LEAP:安塞姆先生,这已经不是你在这里策划的第一个大型展览了。对于上海、深圳和台北的文化工作环境,你是怎么看的?你从这些地方学到了什么?

  安塞姆:我一直都在关注作为本体论母体的现代性所面临的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我们把“治理”当作一系列条件——特别是制度化的协议和选择——组成的框架,那么它是如何出现并且制约我们的。比如,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话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社会现代性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呢?我一直热衷于探讨该框架是如何形成的,因为这样将开辟新的选择、创造新的态度。在探讨现代性的争议性上,台北、深圳和上海都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对于台北双年展,我试图适应不稳定、不确定的框架和刁钻的辩证法,而现代经验的表达正是纠结于此。在深圳,我们利用华侨城当代艺术中心馆群(OCAT)的基础设施把有关当前西方现代性概念的重要反思带入了中国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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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亮,《黑脸,白脸》,2014年,展览现场

  LEAP:与你通常工作的那些地方相比,你如何定位上海?你认为它的未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者说,是这个城市和地区的历史更加吸引你吗?

  安塞姆:上海表现出一种热切的渴望,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宏大愿景。柏林大概在150年前的德国和欧洲充当了类似的角色。但是,愿景可能具有欺骗性。目前无处不在的超现代性美学沉迷于创新、变革、改造、交流、想象、对话,以及其他无限的可能。这是一种迷惑、曝光过度、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美学。然而,它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根本没有创新可言,没有改造,也没有真正的融合;在精神层面,有的只是本体论的固执和身份认同的幻象,以及对某种帝王般宏大气派的渴望——我们又开始体会到那种气派了。对于我们来说,2014上海双年展与上海优越的“未来”愿景相对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指出主观领域中发生了缓慢而又灵活的变革。文化和精神的空间历经极长的一段时间才被建立起来,在重建过程中必须考虑这一点。某种现代的愚蠢成为了它自身说教的牺牲品,心理上屈从于现代的无所不能或完全无能的空虚梦想。

  周安曼: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工作,每件事好像都发生得很快。我应该说上海在任何方面都不落后,但是作为一个双年展的主办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确实是一个相当年轻的机构。与我在台北双年展工作的那段时间相比,我能感受到上海热切地希望进一步改善,它也确实做到了。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康喆明:上海给我的感觉很熟悉,让我想起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当然上海要大得多。虽然涉及的规模经济因素不同,但是上海和布加勒斯特都受到了法国的影响,这一点使它们自己与周边区别开来。这也是一个它们与西方世界不断对话进入社会主义时刻的过程,当然,现在是后社会主义时刻。它们都是大国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诉求彼此进行对话的结果。它们都拥有年轻的一代创造了自己的期望。

  1920和1930年代的布加勒斯特令人着迷,从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层面都是如此,这里试图恢复由一个已经销声匿迹的社会群体在一个非常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来的种种形式——它是一座布尔乔亚的城市,一座享有特权的城市。即使我像其他人一样对上海抱有一定的梦想,但是我对装饰艺术时期的上海存在一些疑问。当代的上海在有关城市历史的方面做得不够好。装饰艺术时期在这里就像一件古怪的玩意儿,上海完全不知道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它。最终,流于轻浮。外滩就成了这样一个丑陋的地方。建筑平庸,从来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布加勒斯特,你都能看到一模一样的东西,现在这里却变成了星光大道。城市本身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亚历山德拉·多曼诺维克,《从yu到我》,2013年,展览现场

  LEAP:关于“泛灵论”和“人类世”的项目的话语叙事在这一点上相当清晰和成熟。那么,与你参与的“社会工厂”的策展相比如何呢?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吗?是否涉及类似的理论呢?

  安塞姆:这里有一种连接关系,即权力的现代谱系,从“泛灵论”到“生命政治”的范畴引出了“社会工厂”的概念。该连接将生命带入了机械世界,这种带入产生的心理欲望成就了特定的经济体系,而由此导致的种种症候统治了现代大众传媒的历史。在另一方面,“泛灵论”的绝对概念是关于主体的产生,描绘了一个主体世界。“泛灵论”作为一个概念和想象的历史其实就是支配主体化模式的历史。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摆脱主体化的特定模式,如何改造它们?如何认识主观性的产生在当前已经成为了刻不容缓的问题。自我和自我改造的异端正是症候之一。

  你提到的项目已经准备了好几年,历经了一段长期的合作和对话。在上海,我们只有6个月的准备时间。这是一个双年展,不是实验性的个人小品展。此次双年展带有一定的叙事的雄心。我们强调灵活主体性的重要,探讨决定人群关系的特殊脚本,反对当前的这一趋势:在以不同方式调整主体性的同时操弄空泛定义的“关系”,把人类看作不过是一般对象中的对象而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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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洛斯·艾莫瑞斯,《我们将见证万物如何发出回响》,2012年,混合媒材装置

  LEAP:双年展在这座城市融入的情况如何?

  康喆明:我们相信展览在知性而不是纯粹经验性的社会上有它的位置。这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一次知性主张,不需要利用博物馆外部的地域或者机构的手段判断其合理性,也不需要通过接触非艺术的体系来宣称与这座城市的某个部分更加亲密。展览也不需要通过个人参观者表达自己。展览就是与之前一样保持了对上海的兴趣,但不可否认,对责任和因素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或许更加现实。

  LEAP:从平衡艺术家来自于哪里的地域性角度,以及平衡媒介类型的概念性角度,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安塞姆:在这些方面我们的考虑非常务实,而且,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来自于双年展委员要求必须符合某种比例的压力。艺术家的地域属性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宁愿专注于某种关键的情感,而不去管我们在哪里找到了它。可行性很重要。一个展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挑战,不仅仅是知性的大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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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比·威廉姆斯,《个展》,2008-2014年,展览现场

  康喆明:在双年展上有一些刚刚去世的艺术家的作品,但是我不会把这次双年展叫做遗作展。有不少因素需要彼此协调,当前时刻的强烈兴趣——上海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以及不管是从加州到全球的那些和上海相关的各种现实——与不同历史参量之间一直需要互相协商。中国绝对是利用非常明确的制度性系统塑造社会最为成功的前现代化国家;它的官僚体系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已知的任何系统。这不是细枝末节的小事情,而是大量与之相关的生产和记录的统计文件所体现的东西。此次展览并没有在纪录的层面涉及其中,但是我们的策展讨论和与艺术家的讨论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有关于此。我们生活在一个纪录的时代。我们如何展现中国的海量纪录档案?这个国家为了创造自身和主体至今已经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数立方公里之多的文档。

  周安曼:作为策展团队中说本地语言的一位成员,我常常担负了更多沟通和协调工作。有时,这超越了语言——当你不在那个系统之内的时候,你无法理解。这种情形经常触及你自己身份认同中的敏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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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沛铿,《马拉库路》,2014,展览现场

  LEAP:你如何展望艺术世界不久的将来,尤其是亚洲或在与全球比较的情况下?艺术家、策展人或者市场将会引领一些想法和实践吗?

  安塞姆:市场始终扮演了一个角色,但是不应该让市场独自主导稳定价格的过程,否则,我们的艺术将变成那些不管怎么样能说服富人买单的东西。那将是一种奢侈的社交游戏,而不再是不断与社会的自我表述进行对话的过程。判断文化中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应该是一种参与和讨论,需要为对立的观点留出空间,需要形成让机构承诺其任务的文化氛围。全世界对此都有强烈的需求。艺术家、策展人和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努力为参与和不参与的状态开放新的选择和开拓新的位置。这是未来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一个艰巨使命。

  原文刊载于《艺术界|LEAP》上海特辑《她,艺术,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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