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亮熹君，蜀中画林之秀出者，以善画历史人物见许时贤。
　　余与亮熹先生为文艺交，常时，相见甚少，而偶一相见，则相见必欢。故每自嘲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也。正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之意。一至于今，都近三十年，其谊亦深乎？其情亦厚乎？设若坐禅谋心，可以三破壁矣。
　　余一日尝问先生，画中何为难者？先生笑答曰：“《韩非子》载言：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 ‘孰最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依如是说，图写人物，又难于犬马，当为画中之至难者。” 余肯首以为然。良久，先生复言：“人物之为画也，写形己难，盖朝暮相处故也，眉目稍有失所，人人皆知之矣。而写心传神，写出活人，尤是难中至难。盖顾盼俯仰，心动神怡，得失皆在亳末之间，非是心追血涂，魂趋魄附，何可以获得？未能写心传神，纵然笔墨精微，造态百殷，亦自是泥胎僵偶，终无所取，为古贤斥为“谨毛而失貌”者。此一“貌”字，非言五观之安置，实指鲜活之神情也。中国绘画，妙在似与不似间，自有其神秘，染翰者能传其神意，斯得之矣。白石翁尝言：‘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东坡有诗亦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皆运心传神之意也。中国人物画，绝非照相术，亦非炭精画，前贤‘不象之象有神，不到之到有意’语，移用于此，乃大大谐也。”已而先生复言：“问神生自何处？曰：生自画者之心灵，心灵之邪正，決定在画者之品格。‘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格高洁者，心灵自然纯正，心灵一旦纯正，风神亦自生发耳。故画者之为艺也，修品立德为最首要”。观今世之轻薄子，论其技艺，虽属平常，而蚁战经营，却实在广大神通。急功近利，终日惶惶奔走于名利场中，趋附攀援，低眉称卑。混沌如此辈，虽是风光，而于艺何干？
　　先生小龙之属，故性机敏，富灵感，又能沉潛多思，砥砺自强，堪称人中英睿，艺术上材。记余与先生之初识也，其持所画三纸易余刻印。余远视其人，衣饰修整，翩翩倜傥，及近，审谛其形容，大讶之，仿佛儿时课本上之贵胄相也。先生嘻笑，告余曰：早有多人言之在先也。余思忖之，得异相者必怀异才，用为艺术必藏异器。及其开卷，果然不凡。一纸为《易安居士索句图》。有女嶙峋，度步菊丛，颔首凝目，推敲踟蹰，真个“憔悴损”，“人比黄花瘦”也。一纸为《月下独酌》。诗仙太白，邀月而舞，顾影而歌，而影自凌乱，月自徘徊，相期云汉，永结无情游也。让无限浪漫风流，孤独寂寥，尽现其间。一纸为《辟邪》。所写钟馗，豹头虎额，铁面环眼，须发如戟。清刚正气从眉宇间溢出，可令众邪魔顿生胆边寒也。余大悦，欣然受之，以为三帧皆为佳制。遂用心为先生治三石，犹记为朱文为“夏”，白文为“亮熹”、“沉墨斋”。1985年“全国文博系统职工书画篆刻展”，余获篆刻一等奖，三印皆在其中，实亦奇异。
　　先生今出示此冊，嘱余赘数言为助，余细观之，都为其近数年间之精能者，大饱我眼，大喜我怀。美哉亮熹！其往昔慷慨陈言之态，忆来犹是昨日。而岁月淹忽，春秋竞递，倏忽间己二十馀年过去矣。江山依旧，风景全非，先生与余皆已无复当年青春态度也。先生之艺，早已名写神州，蜚声海宇，而先生不改初衷，耿介高标，其艺其德，蜀中士人早有定论，已无须待我赘言矣，因谨忆数往事而权为记。       
　　二ＯＯ九年四月六日于成都城北菁华园自读楼中

作者：邓代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