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上尊号奏》碑

　　关于汉末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曹操禁碑，史书有如下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书·礼志二》)。

　　禁碑的举措在书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这是对东汉厚葬风气的“移风易俗”，反奢靡尚勤俭;另一方面，对于石刻文化、碑版文字的大发展又是一个严厉的阻断。书法史中的金石时代在兴盛之后逐渐走向沉寂。它在自身日趋衰弱之际，反过来刺激了纸帛书写材料的兴盛与发达，从而造就了一个横贯2000年的书法墨迹新时代。

　　从立碑泛滥到禁碑

　　东汉立碑风气的兴盛，今天很难想像。《宋书》记载的“天下送死奢靡”“下令不得厚葬”，表明它不仅仅是碑刻一项而构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有一比附，那么它与今天我们“反奢靡之风”是相类似的一种规定和倡导——当年反对厚葬民俗导致“禁立碑”，使石刻文化遭到了一道大坎坷;我们书法家们当然会痛心疾首、扼腕浩叹。但审视禁碑的东汉现实环境，却又会感慨禁碑令的迫不得已。因为当时的朝野官民疯狂立碑，简直就是一种“祸国殃民”。为墓主立碑歌功颂德，是当时营丧活动中的一个主项。葬仪上既有盛大的集会，又有“立石碑、树石阙、建石祠石室，高土厚封”的铺张摆阔;今天看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氏祠堂”遗迹，起坟垄、建祠堂、树墓碑，种种“折腾”，即可一睹当时场面。曹操禁碑令强调“不封不树”，即针对此而发。而这种奢靡浮华的厚葬之风，又在社会风俗中被分解为官位大小、声望高低、财力厚薄而渗透到每一个阶层和每一家族。正因为墓主墓碑歌功颂德的祭悼文辞的需要量太大，延请名流文士撰文以自高声价也成为约定俗成的攀附风气：当时如杨修、马融、皇甫规、桓麟、崔瑗、崔实、蔡邕、邯郸淳，都是世家豪族撰碑文请托的大名家。尤其是蔡邕这位书法大家，曾与同僚提到自己“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写了许多阿谀奉承华而不实的碑文，实在是惭愧失德啊!

　　《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的

　　政治意义

　　禁碑令一出，再加上别人攻击曹操军纪太乱，有组织盗墓并以所得金银充军费，乃至有“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的名号，一正一反，虽然不是寰宇一统，但在北方地区，却是风气为之丕变。大量碑志一瞬间销声匿迹。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曹真残碑》碑主是贵族大将军，《王基残碑》碑主历五帝官封东武侯，还有《孔羡碑》《范式碑》二三种而已。估计是朝廷特许立碑的例子。而最著名的是曹丕篡汉自立时的最重要文本：《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石刻，那是为了令篡位行使皇权、使之具有合法化正统性而刻意作秀的产物。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曹丕篡汉一节。第一是《上尊号奏》，由华歆等人领衔上奏汉天子，希望汉献帝主动将帝位禅让于魏王曹丕;而曹丕暗中策动，假文武群臣之意，三推三让，虚伪之极;于是有《上尊号奏》之文;戏演完了，曹丕受汉禅登帝位，华歆等又拟《受禅表》以记之。本来，曹操颁禁碑令之时，民间禁立碑，曹丕为操子，本不该犯禁。但因为是改朝换代登帝位的千古大事，于是破戒而刻石上碑，即有了《上尊号奏》《受禅表》这奏、表之碑。很明显，这是与上古秦始皇封禅泰山同一思考的政治立场。

　　“隶笔而楷形”的魏隶

　　石刻史上的三国石刻，以此二碑为最早。自东汉隶书发达以来，三国早期已经开始有楷书的形态，由隶到楷、由扁入方;只要看看与曹操同辈的钟繇有《宣示表》《荐季直表》，是完整的楷书笔画——一只不过是偏扁方形的楷书，而不是后来初唐欧虞褚的四角正方形楷书。当然，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传世至今是刻帖墨拓，与墨迹手书的真实度相比还略显逊色。但它表明，三国时的楷书萌生期，是“楷笔而隶形”，已经与东汉隶书碑版石刻书风书体的扁形而波挑，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而反过来，不过十数年之后的曹丕《上尊号奏》《受禅表》的石刻碑版，在体式上却是取“隶笔而楷形”。其特征，是每字字形完全取楷书式的正方形;但横笔的蚕头雁尾尤其是波挑的汉隶特征，却有明显的保留，证明当时人还是上承浓重的东汉隶书用笔线条意识。从我们今天的立场看，这是一种于汉隶而言很生硬的方形构造，但它的笔画却是一任隶书之旧有魅力。我们称它为从汉隶到唐楷的“过渡体”;其实它在钟繇笔下是隶形楷笔，在曹丕群臣笔下是楷形隶笔，一正一反，从两个端口互相向自己的对方行进，在中间进行了交汇与交叉后又各自走向自己的终极目标。出发点是汉隶，终极点是魏碑到唐楷。

来源：雅昌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