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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录

　　前 言

　　一 、《砥柱铭卷》概况

　　二、 《砥柱铭》文及黄庭坚相关书作

　　三、 杨明叔其人和《砥柱铭卷》的创作时间、背景

　　四、 《砥柱铭卷》的书法特色与黄庭坚晚年书风的关系

　　五、 《砥柱铭卷》的著录、流传情况

　　结 语

　　前 言

　　盛世收藏，日新月异，尤其近几年，常有流散海外的国宝回归祖国，令人欣慰不已。庚寅之春，保利拍卖公司隆重推出北宋伟大书法家黄庭坚大字行楷书《砥柱铭卷》。这件总长近11米的书法钜迹，20世纪上半叶从广东流往东瀛，为日本著名收藏家藤井齐成有邻馆收藏，直到前几年，为台湾藏家购得。今重宝亮相首都，消息不踁而走，观宝人群接踵摩肩。笔者几度前往拜观宝物，留连忘返。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洪都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书法家、诗人。他早年拜苏东坡为师，是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之首，其文学与东坡齐名，世称「苏黄」。他开创的江西诗派，是中国文学史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诗歌流派，对後世影响巨大而深远。按通常说法，黄庭坚的书法是宋代四大名家苏、黄、米、蔡之一。但从实际的造诣和书法影响而言，他应是近千年中国书法史最伟大的书法家，位居宋四家之首。黄庭坚秉持书法家要以道义精神为重，力避流俗的思想，强调「随人作计终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是宋代二百年最有思想和最具眼力的书法家，其言论广为流布，被後人所尊奉。黄庭坚书法造诣精深，其笔劄小行书和楷书风姿独具、精妙绝伦，而戛戛独造、高妙奇绝的大字行楷书和灼古融今、独步天下的狂草书则雄视书坛，千古无对。

　　此次保利公司推出的《砥柱铭卷》正是黄庭坚晚年书风成熟时期第一件重要的大行楷书代表作。此作是他在贬居四川?(应是黔州)期间，为其门生杨(皓)明叔所写，而且是其传世作品中为数极少的几幅鸿篇巨製之一。山谷另有18.22米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现在美国，长10米的大行楷《明瓒诗卷後跋》现存台北故宫，《砥柱铭卷》8.24米长度居第三，比著名的《伏波帖》(8.20米)、《诸上座帖》(7.29米)还长。所以这件作品在中国书法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上有著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

　　由於《砥柱铭卷》长期留存在我国民间，未曾进入宫廷内府，故一直没有官方著录。且此作在文字内容、作品风格等方面有其特别之处，故有诸多问题，如创作年代背景、书法风格、艺术价值、流传情况，常人多有不知，且迄今尚无人作深入系统的研究。笔者虽长期关注黄庭坚书法，且对《砥柱铭卷》心仪已久，但一直无缘亲睹原迹。此次借国宝回国，天下关注之机，特将多年积累的相关情况，並此次亲睹原迹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作此综合考证研究，既以明白於天下关爱文物之士，也以求教於四海方家，更以告慰於山谷老人在天之灵。

　　一 《砥柱铭卷》概况

　　《砥柱铭卷》全长1100cm，通卷高37.6cm，主体部分黄庭坚原作长824cm，写於典型的北宋澄心堂大纸，计九接，82行407字。前半部分内容为唐代名相魏徴所作218字《砥柱山铭》，大字行楷书43行，行4-6字不等。其文曰：

　　维十有一年，皇帝御天下之十二载也。道被域中，威加海外，六和同轨，八荒有截，功成名定，时和岁阜。越二月，东巡狩至於洛邑，肆觐礼毕，玉銮旋轸，度殽亟之险，践分陕之地，缅惟列圣，降望大河。砥柱之峰桀立，大禹之庙斯在;冕弁端委，远契刘子，禹无间然;玄符仲尼之歎，皇情乃睠，载怀仰止，爰命有司勒铭兹石。祝之，其词曰：大哉伯禹，水土是职。挂冠莫顾，过门不息。让德夔龙，推功益稷。栉风沐雨，卑宫菲食。汤汤方割，襄陵伊始。事极名正，图穷地里。兴利除害，为纲为纪。寝庙为新，盛德必祀。傍临砥柱，北眺龙门。茫茫旧迹，浩浩长源。勒斯铭以纪绩，与山河而永存。

　　紧接铭文之後为山谷所作跋语，计39行189字，行款压低一字，单字较铭文略小，风格完全相同。其文曰：

　　魏公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我但见其妩媚者也。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吏幹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於上智，亦不以骄慢以诳於下愚，可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也。或者谓：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夫世道交丧若水上之浮沤，既不可以为人之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之佐则，砥柱之文，座傍并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奉身，上智之所喜悦，下愚之所畏惧，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节哉。

　　在主体部分之前，有引卷，绘山谷小像一帧，上题篆书「黄文节公像」，并有隶书黄庭坚小传文字四行。主体部分之後则是长达近四米的後人题跋。按排列次序，共有宋、元、明、清计26则。跋文经重新点校依次照录如下：

　　一、宋王荣老尝官於观州龙观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舟中有奇异，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有，止有黄麈尾，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砚献之，风愈作;又以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日有鲁直草书卷，取视恍惚之势，曰：我不识，鬼宁识之?平持以献，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对展，南风徐来，一饷而济。夫文人翰墨即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

　　二、元祐所谓四学士者，盖皆学东坡书，唯鲁直有笔。晚年落妍为枯，啬丰为癯，欲自逃於坡而不可得。此犹是苏公在翰林，诸君翱翔下上，於道山册府时作也。曲肱寮书。

　　三、此鲁直元祐间字也。晚年笔划始成就，每每追悔少作。此如蒹葭苍苍，非不茂盛，要须白露为霜，落其英华，然後为林之成耳。绍兴辛未三月一日玉山汪应辰书。

　　四、乾道元年正月戊辰河间刘芮观。

　　五、雪溪袖巨轴示予於新安逆旅，且致曲肱先生之遗意曰：他日梁子必见此，要当令跋数语。厚甚，不敢辞也。予虽晚进，平生展玩涪翁翰墨不少，盖未尝有奇特如是，可谓臣中第一，妙绝古今，譬如天球河图之在东序，又何称讚之足云。陈氏宝藏久矣，顷闻故人在要路，欲得借手以为取好官第，笑而不答。噫，所以为雪溪也邪。乾道四年九月二十有六日竑题。

　　六、嘉定庚午中秋郡丞谢采伯观於四明贡院。

　　七、山谷为其友杨明叔书《砥柱铭》，不但字书之贵重，而警世之辞所以导引德义者至矣。诸先正题志之馀，若无容置喙。虽然，珠合浦产也，他人为郡则珠徙，孟尝为郡则珠还，珠何与於孟尝哉?以德故也。山谷翰墨流落人间数百年，若珠之他徙，此亦其一也。而其十一世族孙璂今始得之，是非珠之还而何!璂盖有德之士哉。天顺元年春正月望吉，赐进士中顺大夫知汀州致事俞僴识。

　　八、先太史公忠义孝友节槩，为元祐名臣，文章翰墨盖其馀事。当时有行新法蠧政之臣，邪佞趍附者，皆列显要;忠谠鲠直者，多不容於朝，公其一也。厥後，公议既定，遂有文节之諡。所书魏郑公《砥柱铭》并识之以畀友人杨明叔，谓其持身清洁而有砥柱之节，不以谀言奉，不以骄慢诳下者，此亦公之自谓也。盖欲其执节励行，远邪佞而近忠义，励汙俗如砥柱之障颓波，於以见公笃於辅仁责善之能，尽道也。而书法，称苏、黄、米、蔡四家，公次於坡翁。乃与相伯仲耳!谓其师坡翁者，恐非也。书法妙绝，诸公题识详矣，弗庸剿说。窃闻程叔子作字时甚敬，曰：非欲字好，只此是学。观此书，则公平生庄敬，学术之正，尤为明验也矣。流於世间，得之者孰不敬仰宝藏?今远诸孙居暨阳横山者：曰公直氏，好古博雅，重购以得，如获拱璧，百倍胜。夫人之贵重者，以先世遗墨之存也。什袭藏之，以传来裔，岂但以翰墨之妙而宝玩焉耳。要当法象其忠义孝友节槩以世其家云。浦阳裔孙洵拜手谨识。

　　九、东坡尝见山谷茶诗曰：黄九恁地怎得不穷?余谓山谷之字亦然。诗至险而穷，字至拙而止，此所以为山谷也。抑山谷尝云：字要拙多於巧，而今後生作字，譬如新妇子百点妆梳，终无烈妇气象。其书此铭与其言契。横山黄君公直，视山谷则八世族祖，宝此不啻拱璧，其於先泽知敬爱矣。汪梁诸君子题志，犹周鼎在，望龙文漫灭，而古意独存，休矣哉。天顺改元丁丑夏五月中浣吉，眷生凤山陈洙谨题。

　　十、豫章黄太史，忠义著汗青。翰墨妙当代，今见砥柱铭。银钩与铁画，瘦硬兼真行。古今共所宝，宁专换鹅经。砥柱格君心，志岂殊魏徴。责难不可得，尚足贻友生。铭後重题识，责善加丁宁。屹立障狂澜，节操同坚贞。嘉裔喜得之，讵在金满籯。勖哉善保护，世泽永相承。善溪眷生何滨谨书。

　　十一、字书之体，虽有真楷，行草，篆隶之不同，其大致贵乎遒劲飘逸，而妩媚作巧，则非所贵也。杜少陵所谓：书贵瘦硬方通神者，厥有旨欤。涪翁在元祐中，以文行冠当世，字书特其馀事耳。虽然，物以人而贵，况公笔法高古，夐然一家，信可贵也。人或有得之者，尚知贵而爱之，为公胤胄，甯不袭藏以为世泽之徴哉?皇明景泰六年春王三月吉旦，庚午科乡贡进士芝泉张肃书。

　　十二、余少时颇好学书，伯父醇翁先生，当代书法与中书舍人宋公仲珩齐名，迨以蜀府左长史归老，见余嗜书，赏之，遂以献王命其临虞文献公墨蹟千文俾习之，且谓曰：从此，庶几可闯右军之域。然自晋唐以来，攻翰墨者甚众，宋则苏黄米蔡四家皆可纵观取法。因阅家藏及亲友处，屡得熟玩，以法其变化精彩，以资见识。今会稽横山黄公直氏，以先世豫章太史所书《砥柱铭》，不鄙以求题识，把玩累日，不能释手。盖与昔常见之者，笔力尤劲。嗟乎。良金美玉，众人宝之，而君子有所不取者，其於先贤辞翰，乞为世轨者，是宝此铭。郑魏公所著，而豫章以持砥柱之节，书与友人，以望同屹立颓波耳。然得此翰墨，当为天下後世人皆仰其遗轨，矧公直之先世名贤遗墨，宁不永宝之，为传家之懿范也哉。浦阳义门郑熜书。

　　十三、双井传家五桂堂，祖尊文节有辉光。银钩字画璚琚宝，砥石辞章翰墨香。楷范助经三百载，子孙永袭四朝纲。贤才博学今犹古，富贵乘云步凤凰。後学会稽申屠环拜书。

　　十四、《魏郑公砥柱铭》一通，族祖太史公亲书以遗友人杨明叔者也。精健绝伦，诚为墨妙。宋社之屋，流落人间者四百馀年，而我高祖公直公以重购得之，真如希世之拱璧矣。嘉靖辛亥，家遭回禄，室宇赀畜焚荡一空，而伯父棣独出是卷於煨烬之中，譬之七雄，战争中原，几经兵燹，而鲁之灵光，岿然独存，物之显晦，岂非数欤。然龙泉太阿，埋伏丰城，非雷焕氏之素达象纬，则祥光异气，孰从而辨之。而焦尾之琴，不遇蔡子，其不为爨下之材者几何。以是知物之显晦，固系於数，而其有待於人者，怕种种也。今年秋七月，宗人命宸修辑家乘，旁搜遗文，於伯父旧箧乱帙中检拾是卷，把玩咨嗟，不忍一日释手，虽宸也无似，不敢自拟於欧文忠之仰钻韩文，而数世之韬藏，一旦表而出之，亦可以免於覆瓿之叹矣。所谓有待者非耶?嗟乎!不宝金玉，传有明训，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历观前贤，如刘公芮、谢公采伯，少一击目，即不吝特书，题识岁月。况为子若孙者，沐先人之手泽，觌名贤之遗墨，其为珍重，当不啻曲阜之履，乌号之弓也。後之绳武者，其尚世守，不失以光，昭祖德於无穷也哉。隆庆庚午冬十月嗣孙应宸题。

　　十五、山谷老人大书《砥柱铭》一通，以遗友人杨明叔。其点画磊落，如苍松劲竹，挺秀人间，而其寄声於明叔者，忠贞屹立，溢於言表。此诚和氏之璧，宜永有垂於世世也。而人不知识者几百年，宗人公直氏得而宝之，尘埃於箧笥者，又将百年矣。北翁夫子，修辑家乘，搜而出之，持以示范。范披阅竟旬日忘倦，见诸先哲，题识甚富，余尚何言?然余总丱时，已慕苏黄之节概，而慨其身罹百瘼，兹得拭目其手泽，不啻若亲挹丰仪於有宋也。幸何如之!昔太史公得兰亭古本，作楷书自叹曰：後必有以是知我者。余固不敢自附於知太史者流，然忆杨子云：草《太玄》自货於市，刘歆谓其覆瓿严光，尚尔疑之，桓谭决其必传於後。《太玄经》虽未协於道，而至今犹炳烛人眸子，其不识之者汉窦瞍耳。余亦有目者也。敢以其遗墨，而知太史公之所以为太史公矣。亦漫书於卷末。时隆庆庚午一阳月七日，眷晚生郦希范书。

　　十六、道光壬午岁十一月既望，海盐吴修拜观於扬州运司署中，手录其文，入拙撰《铭心绝品》，因谨识其後。

　　十七、钱唐屠倬观於秦淮水阁。

　　十八、《书画舫真迹日录》知不足斋刻：吴可文携徐晋逸新收黄山谷《行书魏徴砥柱铭》後有公自跋极详，纸墨精好，笔法纵横，详其结构，盖盛年书也。同时有曲肱寮及汪竑等三跋，并刘谢采伯题名，皆极推许之。我明天顺间为公裔孙询所购，一时题识者九人，而其名盖不甚著。此卷旧藏项子京家。按寮姓张氏，即山谷诗题云《题宛陵张待举曲肱亭记》，见年谱，元丰甲子岁时年四十年矣。清河张丑。上元伍福录。

　　十九、谢采伯字奕修，所著有《经解》、《史考》、《文艺》三卷，又有《药方杂说》行於世，颇有见闻。见周密公瑾《志雅堂杂钞》。道光元年春二月上元章贡金获观於自怡轩，因并记此。

　　二十、曾空青政和中守京口，举送贡士张彦正纲。宣和末守秀水，举送沈元用晦。绍兴初牧上饶，举送汪圣锡应辰。三人皆为廷试第一。後作诗，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邱未必坠家声。

　　二十一、往得山谷行书《两墓志稿》小字，如围棋子，雄浑遒劲，其势可寻丈，陵髯苏驾米颠，直与颜平远《论坐稿》雁行，定为晚年第一得意作，不特海内收藏家所存黄迹无与伦，即自宋迄今所抚刻者概难并观。南海叶蔗田民部、番禺潘德畬方伯先後借摹入石，每拓一纸，见者神惊，真奇观也。今岁归里，复得是卷，如春华始吐，新柳垂青。前跋以为盛年书，诚为至言。

　　天籁阁各印章及诸跋皆其明初诸贤，犹用浮水印，令人起好古之思，今则其法久不传矣。德畬好古尤癖，既夺《两墓志稿》乃并此卷归之，以为两美之合，物常聚於所好，其信然耶。道光丙午嘉平望日，罗天池泩湖氏再观记於叶氏耕霞溪馆，时年四十二。先一日晴明暴雷，是日疾风狂雨，阴寒澈骨，研冻成冰。

　　二十二、《两淛明贤录》云：王厚之字顺伯，又字复斋，诸暨人。乾道三年进士，历官淮西通判改江东提刑直显漠阁致仕。

　　二十三、《洪容斋笔记》云：赵明诚《金石录》卅卷在王顺伯家。顺伯别有《复斋碑录》，已散佚。宋陈思《宝刻丛编》皆引之，并言家藏黄山谷书《魏正公砥柱铭》系元祐时所作。

　　二十四、《庆元党禁中兴编年》皆载复斋，朱子同列其人之行谊学术，可以概见。

　　二十五、《赵松雪兰亭十三跋》云：宋南渡时，士大夫精於赏鉴者惟王顺伯、尤延之二公，其钦服如此。

　　二十六、李东阳藏范文正公《与尹师鲁之劄》，後有元柳贯识，云前衔缝有王厚之顺伯阴文十六字印，知为顺伯所藏。顺伯临川一人物，徽文公与之友善，《集》中载其书问可考也。

　　《砥柱铭卷》现在外观形式应为宋代原裱後经补接拖尾。最後装池者或为清代道光年间罗天池，今卷背封签「黄山谷行书砥柱铭真迹神品」为其所书。是卷前後共有六处丝绢隔水，卷子的前後接缝及空白处盖有宋以後各时期收藏印鉴近300方。这些印鉴和题跋记载了书作流布情况和後人评论，分析详後。

　　二 《砥柱铭》文及黄庭坚相关书作

　　《砥柱铭》本为《砥柱山铭》，山在河南陕县东黄河中，即今三门峡，铭则唐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巡猎时命名相魏徴所作。按此文本是一篇名作，据有关资料记载，唐代薛稷、柳公权等人分别书写过此铭以刻碑，但不知何故却不见完整传本。清代官修《全唐文》及传世《魏郑公文集》所载均只有了了16字：

　　仰临砥柱，北望龙门。

　　茫茫禹迹，浩浩长春。

　　对照黄庭坚所书218字铭文，则此铭文仅大意与其末尾四句「旁临砥柱，北眺龙门。茫茫旧迹，浩浩长源」略相近似，其馀文字则亡迭不载。笔者遍查新旧《唐书》及《贞观政要》等有关魏徵文献，皆不得其详。但关於贞观十一年太宗巡猎事，却有明确记载。如《新唐书》本纪·第二·太宗皇帝在该年记曰：「甲子，如洛阳宫。乙丑，给民百岁以上侍五人。壬午，猎於鹿台岭。」以黄庭坚学问文章之造诣，其所书前人之作，必有依据。所以《砥柱铭卷》首先是完整保存魏徴原作的重要文献。

　　从跋文可知，黄庭坚因为仰慕魏徴为人，故经常为後学晚辈「可以告以郑公之事业者」书写《砥柱铭》文。考黄庭坚诗文书信可知，在今天所见墨蹟《砥柱铭卷》外，黄庭坚至少还写过如下四件《砥柱铭》书作：

　　一件是为王观复所写。《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二十六》载有《跋砥柱铭後》一篇云：

　　余观砥柱之屹中流，阅颓波之东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风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夺其大节，则可以不为此石羞矣。营丘王蕃观复，居今而好古，抱质而学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书《砥柱铭》遗之。

　　王观复本名蕃，东州人，曾为阆中节度推官。大约元符初年(1098)，王观复开始与山谷往来，并遊其门下。《山谷全集·续集》卷三有《答王观复》信劄一通，言其在贬地戎州(今宜宾)的生活状况和王观复致书求教之事，可为明证。山谷称道其「穷而不违仁，达而不病义。读书学文必以古人为师，造次颠沛必求知义者为友」(《全集》P698)。有趣的是王蕃之字「观复」也是山谷所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十九》载《答王观复书》叙之甚明。山谷解释「观复」之字意为「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君子所以处穷通如寒暑者何哉?方万物芸芸之时，已观其复矣。」

　　一件是为泸州史子山所写，时间在建中靖国元年(1100)正月廿九日，并明言应史子山之请，供其刻石。同上书，别集卷九载《题魏郑公砥柱铭後》一篇云：

　　余平生喜观《贞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故观《砥柱铭》，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谓「我但见其妩媚」者也。吾友杨明叔知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公家如己事，持身洁清，不以夏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郑公之事业者也，故书此铭遗之。置《砥柱》於座旁，亦自有味。刘禹锡云：「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凫，既不可以为人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佐则，《砥柱》之文，座旁并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悦，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庚寅，系船王市，山谷老人烛下书，泸州史子山请镵诸石。

　　考山谷生平，靖国元年正月他从四川江安出发，顺岷江而下，准备出峡回南方。「王市」应在泸州到巴县一带江边。史子山为泸州人。大约在今四川合江至江津一带的某地执掌教学一类职事，山谷有信中曾问及「讲授不至疲劳邪?」且不止一次为史子山写字供其刻石。大抵史子山父亲亡故後，请山谷为其书写墓志(或碑铭)，《山谷全书·别集卷十八》载一书信中谓：「辱书勤恳，审侍奉万福为慰。寄惠石刻，感戢。恨摹勒者非其人，不称显亲传後之意。亦是鄙文不足以行远，故感果如是耳。」

　　还有一件写给他的外甥徐俯者。同上书，正集卷十九《与徐师川书》之一略云：

　　自东坡、秦少遊、陈履常之死，常恐斯文之将坠。不意复得吾甥，真颓波之砥柱也。续当写魏郑公《砥柱铭》奉寄。

　　此信标题下有原编者附注「崇甯元年」。而另一信则云：

　　《砥柱铭》写去，盛暑异於常年，烦倦都无笔意。

　　徐府(1074-1140)，山谷外甥，修水人，字师川，有诗名。山谷对其推扬痛爱有加。官至枢密院士，兼参知政事。有《东湖集》。

　　另外，还有一件写给欧阳元老。同上书·续集卷八载《与欧阳元老》信劄有一件云：「《砥柱铭》得人事之馀遂写成，今送」。(《全集》P2084)

　　欧阳元老名献，此人笃信佛教，山谷称其「好学几於智，笃行几於仁，居其乡使人远罪，与之处使人寡过。」(《全集》P697)

　　可以想见，黄庭坚在世所写有关《砥柱铭》书法，应当不止上述五件。但仅凭诸作，亦可看出对《砥柱铭》一文的重视。从上述跋语、书信可知，黄庭坚反复书写《砥柱铭》，意在为青年人砥砺学问，提升人格精神，这与他的一贯人生追求相吻合，也是他书法创作的重要理念，这种理念对书法史是一种进步，尤其具有现实的意义。

　　沧桑巨变，历史沉浮。山谷所书五件《砥柱铭》书作中的四件，现已不存。据《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原编者附注，建中靖国元年写给史子山的《砥柱铭》确曾石刻，又《舆地纪胜》卷153也记载，泸州府乐共县高寺有黄庭坚书《砥柱铭碑》。但现在此碑也不知下落。所以我们今天所见的《砥柱铭卷》是唯一幸存於世的真迹原件。

　　黄庭坚欣慕魏徴为人，并反复书写魏徴《砥柱铭》有其深刻思想背景。众所周知，魏徴是一代名相，以不畏权势，敢於向唐太宗直言进谏而闻名天下，而唐太宗也以其开明而采纳忠言，以此成就贞观盛世。黄庭坚所处北宋朝廷，内部斗争激烈，新旧两党矛盾交织，政治很不开明。黄庭坚之所以罗罪遭贬，实亦受政治斗争牵连。元祐年间他担任国史编修官，参与《神宗实录》编撰，因其记录了当时「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等史事被指为譭谤朝廷。兴师问责时，黄庭坚对所记事实皆直辞以对，表现出刚正不阿，忠厚耿直本性。但最终他还是因此事而遭贬谪，故内心必有骨鲠。所以，书写《砥柱铭》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寄託、渲泄和人生志气的深刻表达。

　　三 杨明叔其人和《砥柱铭卷》的创作时间、背景

　　《砥柱铭卷》没有年款，它究竟为何时、何地所作?便成一个难解的谜。但此事直接关系对作品风格的理解和书艺性质的把握，故至为关键。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杨明叔其人及与黄庭坚之间的关系。

　　按：杨明叔是黄庭坚在巴蜀谪居期间所得交往时间最长，且最为得意的一位门生。山谷诗文信劄中涉及很多与之交往的资料。兹加整理敍述如下：

　　杨明叔本名皓。苏东坡同乡眉州丹陵人，且其父亲与东坡有交谊甚厚，又与黄庭坚叔父黄廉为同年进士。杨明叔为人忠厚道义，且喜诗文书法，尤其也习草书。黄庭坚因受朝廷新旧两派政治斗争牵连而获罪，於绍圣二年(1095)四月二十三日来到贬居之地黔州(今四川彭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出峡，在四川贬居六个年头。就在黄庭坚刚到黔州不久，恰好杨明叔也到黔州担任少府监。因为仰重山谷学问为人，杨明叔先此即向黄庭坚投书称好，讨教学问，这对刚到贬所不久的黄庭坚而言，自是欣慰之事，由此两人建立师生关系，并一直保持密切往来，直到黄庭坚出蜀之後。《山谷全集》载与杨明叔信劄凡17件，赠答诗歌题跋等20馀首。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黄庭坚写给杨明叔信劄2件(见图一、图二)，这些原始资料对我们了解杨明叔与黄庭坚往来情况非常重要。如有一封信是这样的：

　　待罪穷壑，与魑魅为邻。平生学问，亦以老病昏塞，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直一谈一笑，流俗相看耳。忽蒙赐书，存问勤恳。且承安贫乐义，不溷乡党，卖屋以为道涂之资，载书以为到官之业，想见风采，定慰人心。国有君子，何陋之有?不肖早衰，五十而无闻，使得终寿，日月馀几，得好学之士相从，尚或有所发明。望风钦叹，无以为喻，谨奉状，道愿见之意。心之精微，非笔墨所及，伏惟照察(见《全集》P1814)。

　　黄庭坚遭贬到黔州时已虚龄51岁，此信中说「不肖早衰，五十而无闻」，当是按习俗以实龄而言，加上「待罪穷壑，与魑魅为邻」等语，可以断定，必是绍圣二年刚到四川不久所写。信中所说杨明叔致书存问，且向山谷表述安贫乐义，卖屋载书来到黔州为官诸情况一一皆明。「国有君子，何陋之有?」「得好学之士相从，尚或有所发明。望风钦叹，无以为喻」。很显然，山谷老人为在贬居之地能得杨明叔这样的好学青年而深感欣慰。故信的末尾明确表达「愿见之意」。

　　黄庭坚对这位来黔州为官的新交备其关怀之至。大约明叔在到官前便已与山谷取得书面联系，所以另一信中有这样的内容：

　　比承来官此邦，交印有日，窃喜草木臭味不远，遂得以文字相娱，而不知先大夫与亡叔给事又有同年之契，伏奉诲音，实深悲慰。流落穷山，惟欲屏伏，所谓面目可憎，语言无味者，乃得以君子为依，可以忘羁旅矣。守倅皆京洛人，好事尚文，不易得也。道中若得暇，各作一书，到日投之亦佳。但论孤官寡助，得高明慈惠之师长以为依归，可以尽心於职事，窃其馀光温寻旧学之意。其文章波澜，翻头作尾，自系之大笔矣。或不暇及，且杼轴之，到後数日亦可。此邦气味适可用此药耳，恐左右或未谙也。

　　此信中提到杨明叔父亲与「亡叔」为「同年之契」的事。所谓同年之契，即同一年进士及第之意。按黄庭坚叔父黄廉(1034-1092)字夷仲，登嘉祐六年(1061)进士，官至给事中，《宋史》有传。杨明叔之父事蹟不详。从黄庭坚信中可知其曾封「大夫」之名，英年早逝，杨明叔曾整理其遗著《泸川集》。

　　特别的交情，使黄庭坚与杨明叔来往非常密切。黄庭坚像父亲一样关心杨明叔的成长，尽一切可能帮助推举他成才。绍圣三年(1096)所作《次韵杨明叔四首》有「小序」云：

　　杨明叔惠诗，格律、词意皆薰沐，去其旧习，予为之喜而不寐。文章者道之器也，言者行之枝叶也，故次韵作四诗报之。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明叔言行有法，当官又敏於事而恤民，故予期之以远者大者。(《全集》P124)

　　这足以说明山谷对杨明叔的喜爱和期许了。大抵老人当时热肠湧动，在上面四首诗之後，又加和了一首。并再作小序以赠，小序最後写道：「公(指明叔)眉人，乡先生(按，指苏东坡)之妙语震耀一世，我昔从公得之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古人师徒相授，讲究礼节仪规，此处显然是山谷老人收杨明叔为入室弟子的传法依据。

　　也正是这个原因，杨明叔始终追随黄庭坚。黄庭坚信中不仅大量有读书、研讨学问内容，还涉及饮酒、下棋、食用、柴米、差人修理房屋、修整篱巴以及教育杨明叔如何做官处理人际关系等内容。

　　尤其值得注意者，黄庭坚在黔州时与杨明叔颇多书法往来。黄庭坚经常写字送给杨明叔，并把他视为知己。如台北故宫所藏信劄中谓「大轴今送，然勿多示人。或不解此意，亦来索，匠石斫鼻则坐困矣。」又有一信中谓「本纸用此八幅，写和晁、张八篇，昨日已书小卷中，今辄作王摩诘八诗」。杨明叔亦习书法，宋任渊《山谷诗集注》所附《年谱》有跋明叔草书的记载，惜其文已不传。宋黄子耕《山谷年谱》记载，山谷与杨明叔诸诗作的大部分皆有石刻真迹存世。绍圣五年(1098)黄庭坚外表兄张向担任夔州路提举，黔州为其管辖之境。按当时回避亲嫌的制度，他被迁居至戎州(约三月离黔州，六月到戎州，即今四川宜宾)。在到戎州後《答李长倩书》中提到「别後故人惟杨明叔学问、文章、书劄皆胜进」。(《全集》P2006)

　　综考上述有关材料及山谷书风演变轨迹，笔者认为，《砥柱铭卷》应是在黔州居住期间，为砥砺杨明叔学问为人所作，时间约在绍圣三年(1096)接受杨明叔为弟子之後到绍圣五年(1098)三月离开黔州之间。且极有可能即绍圣五年三月离黔州时，为临别纪念所写。《山谷年谱》载其临别之际《与杨明叔大字跋尾》云：「绍圣五年三月哉生明，涪翁将迁於僰道，治舟开元寺江曲之间。僰道即戎州，戎今为叙。」是否此「大字跋尾」即今《砥柱铭卷》遗落的一部分?今虽无法断言，但可能性很大。

　　关於《砥柱铭卷》的作品系年历来颇多异说，笔者在仅看印刷品，未见真迹之前，也未能得出确切结论。《砥柱铭卷》後宋元明清各跋中，有一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元祐年中所作。如第二跋曲肱寮主人、第三跋汪应辰、第八跋黄洵、第九跋陈洙、第十一跋张肃均持此观点。第二十一跋清人罗天池甚至附和「前跋以为盛年书，诚为至言。」

　　其实这是一个明显错误，且以讹传讹至数百年的观点。上文考证可知，黄庭坚与杨明叔相识在绍圣二年贬居四川之後。元祐年间两人根本无缘见面，怎么会有书法作品郑重相赠?书法评论界有一个习惯性的错误，总是以黄庭坚曾经拜苏东坡为师，便想当然地认为黄庭坚书法必定为东坡所拘囿，书法成就也必然在苏东坡之下。这是一种极其迂腐，也完全不顾历史事实的观点。持这样观点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黄庭坚在元祐中期以後，无论诗词、书法皆追求风格自立，不但有意识地与苏东坡拉开距离，也随时处处实践他「自成一家始逼真」的艺术主张。元祐年间，黄庭坚大字行楷书的典型风格尚未形成，此时他不可能写出《砥柱铭卷》这样雄奇舒放的作品。关於这个问题，笔者曾撰专文加以讨论，有心的读者可参阅拙著《山谷书法钩沉录》等。其实，前代有识之士，是能充分认识山谷书法重要价值的。山谷晚年书法，境界超迈，雄视千古，尤其草书和大行楷书，其艺术水准远在东坡之上。《砥柱铭卷》并非元祐年间所作，而是大约五十三、四岁时，在四川贬所黔州所作。此时，他的人生已步入老年，艺术已走向全面的成熟。《砥柱铭卷》是这一时期内第一件具有代表性的大作品，弥足珍贵，勿容置疑。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砥柱铭卷》系建中靖国元年所作。如荣宝斋版《中国书法全集·黄庭坚卷》以及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所编《黄庭坚》即持此说。显然，这是把写给史子山的作品跋与今墨蹟本跋相混淆所致，上述分析已知，它们是不同时间、地点所写的两件作品，不能混为一谈。

　　倒是有一个相关问题必须加以说明，前述有关《砥柱铭》的五件作品中，建中靖国元年写给史子山刻石的《魏郑公砥柱铭跋》与今墨蹟本後跋文字内容基本相同，且墨蹟本少了跋文起句「余平生极喜观《贞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中的15字和末尾交待写作时间和作品归属的30字。中间部分也略有文字差异。既然墨蹟本是写给杨明叔者，为什么在另一场合、给另一人写字时依然照搬给杨明叔的旧跋?这个问题也需从具体情况进行把握，并且不难理解。分析两跋，墨蹟本文辞更为简约，似乎还带有某种隐晦的特征。如「刘禹锡云」作「或云」;「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凫」墨本作「世道交丧若水上浮沤」。皆有隐显不同之别。这也许和当时环境所迫，言语有所顾虑有关。至於刘禹锡诗原句「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在墨本中未能原文照引，则有可能和当时条件简陋，书写作品时「既无书史可备检寻，又无朋友相与琢磨」(前引信中语)，仅凭记忆所致。也许这应是山谷重写此跋的一个原因。何况杨明叔是山谷非常器重的门生，史子山亦很有可能与杨明叔有某种亲故的关系，靖国元年正值山谷获赦出峡，临别之际，作为给门人一种永久性的纪念，借史子山为其字刻石的机会，重书给杨明叔之跋，不仅合情合理，也是古人常有的一种做法。

　　四 《砥柱铭卷》的书法特色与黄庭坚晚年书风的关系

　　《砥柱铭卷》作为一件大字行楷书，它的书风特色是十分典型的——结字修长奇崛，呈放射状，笔法开张、挺拔，章法则参差错落，整幅作品气息可谓淋漓潇洒，气势夺人。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其实也是黄庭坚其他大行楷名作的共同特徵。关於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下列黄庭坚的传世作品即可确知：

　　1 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图3) 约元符二、三年(1099～1100)四川戎州任运堂中作

　　2 赠张大同卷跋尾(图4) 元符三年(1100)正月戎州任运堂中作

　　3 明瓒诗後跋(图5) 元符三年(1100)七月廿四日青衣县牛口庄作

　　4 东坡寒食诗跋(图6) 元符三年(1100)秋四川青神县作

　　5 经伏波神祠卷(图7) 建中靖国元年(1101)湖北荆州作

　　6 松风阁诗卷(图8) 崇甯元年(1102)九月湖北鄂州作

　　7 范滂传卷(图9) 崇甯三年(1104)五六月间广西宜州作

　　以上作品都是可以确知其创作时间、地点者，比较它们与《砥柱铭卷》，虽然每一件作品都会有细小的差别，但在结构、章法和总体风格、气势上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由此我们得出最基本的结论：《砥柱铭卷》与上述诸名作，应属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作品，它们的风格特色、艺术水准也属同一层次。只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砥柱铭卷》的了解，不如《东坡诗跋》、《松风阁帖》等那样多，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而已。笔者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砥柱铭卷》与上述诸在整体风格和气息、神韵上的一致性，是《砥柱铭卷》真实可靠、不容怀疑其为山谷原创铁的证据，在这一点上，任何高明的作手，都无法弄虚作假，明眼人自可心心相印，更无需多少口舌论辩。

　　我们在强调《砥柱铭卷》与山谷晚年诸作同一类型和性质的同时，有一个问题也不能回避：《砥柱铭卷》与上述诸作也存在著风格差别，如笔法的提按、点画线条的起伏变化上，显得相对简单，没有上述诸作那样丰富;总体气息上，此作以清爽明快为特色，罗天池比之如「春花始吐，新柳垂青」，其他诸作，则少有这个特点。对这些差别，有人表示不可理解，甚至由此怀疑《砥柱铭卷》的真实性。其实，这些差别，是黄庭坚在不同时期对创作有所调整、变化所使然。为进一步认识这种风格差别的内涵，我们有必要了解黄庭坚一生书法艺术的发展历程。笔者曾经对黄庭坚生平履历作综合考察与研究，结合他的诗文书法以及人生观念、艺术思想演进过程，提出五期八段之说。具体分期情况见下表：

　　黄庭坚书艺人生五期八段划分表

　　黄庭坚的艺术人生历程，以绍圣二年贬谪四川为其成熟时期的起点，书法艺术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走向全面成熟。但就实际而言，此一成熟时期，也存在前、中、後三个不同时段。前段主要表现为总体风格的确立，是典型的晚年变法、创新期;中段则主要在笔法上作调整完善，并出现大量创作;後段本应延续创作的收获景象，但此时因生活环境所迫，使这种良好状态未能发挥。

　　就大行楷而言，绍圣以前，不仅风格没有形成，且其艺术性明显不够，这可从其早期作品如元丰七年(1084，时年四十岁)所作《发愿文卷》(图10)、元祐三年(1087，时年四十三)所作《薄酒丑妇歌》(图11)看得非常清楚。元祐末年黄庭坚因母丧居里，参禅悟道，此後再经历政治磨难，远遭贬谪，思想升华，书法艺术发生质的变化。由此出现绍圣二年後的晚年变法。从有关文献来看，黄庭坚绍圣年间在黔州所作大字行楷作品当不在少数，但绝大多数作品均已不复存世，《砥柱铭卷》是其晚年大字行楷书风格确立之初的开山之作。

　　同属风格创立初期之作，黄庭坚还有一件《阴长生诗并跋》可资参证(见图12)。此作写於绍圣四年(1097)四月，其跋文中有明确纪年。初看此作与《砥柱铭卷》似乎很不相同，但审视其用笔、结字、章法之习惯，无不一一神韵相合。据跋文可知，此作系偶得好纸试生笔而写，而恰好此作最大的特色也在笔势的鲜活和笔法的锋芒外露。我们注意到，这一特徵在後期的创作中也被调整、淡化，由此可见特定的工具材料对作品面目的影响。《砥柱铭卷》的相对飘逸清新，当与所用毛笔有关。当然，按五乖五合之说，创作环境、心情同样会影响到作品构成，对此，我们不作一概而论。

　　黄庭坚从四川黔州移居戎州後，由於思想和生活环境的变化，曾有过一次重要的笔法领悟和调整，这是构成先後两期书法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是解析《砥柱铭卷》与《松风》诸作所以不同的一把钥匙。他自己曾多次谈到此事，如《跋唐道人编馀草稿》云：

　　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

　　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上极为罕见，具有强烈自我超越意识的人。他长期致力於书法艺术境界的营造，而且不断实践，不断体会、超越。僰道(即戎州)领悟笔法，调整书风的事件，在其艺术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砥柱铭卷》则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笔法转变前的一个实例。通过这一作品，我们便能准确理解黄庭坚所追求的笔法内涵。长期以来，我们对黄庭坚书法的丰富性缺乏了解，习惯用概念化、机械地套解其书法，以致在如《砥柱铭卷》这样重要的代表作真伪问题上，产生不必要的疑虑和纷争。

　　总而言之，《砥柱铭卷》的书风特色，是黄庭坚晚年变法初期所特有。综合考察他的艺术历程，不仅能够理解这种风格与其他作品存在的差异，而且可以进一步锁定其创作时间，反过来，又为我们全面、深入理解山谷书法的丰富内涵提供帮助。

　　五 《砥柱铭卷》的著录和 流传情况

　　由於《砥柱铭卷》长期流传於中国民间，故文献著录相对较少。明代以前，似无确切的文献记载。南宋任渊注《山谷诗集》卷十四，在《次韵杨明叔见饯十首》第七首「元之如砥柱」一句诗下，先提示刘禹锡诗句「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紧接写道：「山谷为杨明叔书《魏郑公砥柱铭》尝引此语。」有人认为这是关於《砥柱铭卷》最早、最可靠的记载。其实不然，前已述山谷书《砥柱铭》颇多，跋中完整引用刘禹锡诗原句者，实为建中靖国元年给史子山的一则，而非《砥柱铭卷》。按，此线索亦见载於南宋黄子耕所编《山谷年谱》，该书卷二十八在建中靖国元年下记载有《魏郑公铭柱铭》，所指与任渊《山谷集注》相同。

　　有一条线索引起笔者注意：今卷尾第23跋记录宋陈思《宝刻丛编》多引王顺伯《复斋碑录》，又云：「并言家藏黄山谷书魏正公《砥柱铭》，系元祐时作」。笔者查阅《宝刻丛编》，但却未见关於《砥柱铭卷》的记录。未知何故。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明张丑为著录《砥柱铭卷》第一人。知不足斋刻本《真迹目录》卷四中戴：

　　徐晋逸所收黄山谷行书魏徵《砥柱铭》，後有公自跋极详，纸墨精好，笔法纵横。详其结构，盖早年书也。同时有曲肱寮及汪、竑等三跋，并谢采伯题名，皆极推许之。我明天顺间，为公裔孙询(当为璂)所购，一时题识者九人，而其名盖不甚著。此卷旧藏项子京家。其品尚在《经伏神祠》真迹之下。

　　张丑(1577～1643)字青父，今江苏昆山人。明代著名收藏家和书画评论家。因得米芾《宝章待访录》墨迹，名其书斋曰宝米轩，并自号米庵。著有《张氏书画四表》、《名山藏》、《书画舫》、《真迹目录》等。

　　在张丑之後，清方濬赜《梦园书画录》卷三首次完整著录了《砥柱铭卷》，包括形式概况、印鉴和全部题跋文字都已照录。方濬赜字子箴，号梦园，安徽定远人。道光(1821～1850)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生卒不详。所著《梦园书画录》二十九卷被誉为大梦先觉者之作，谓其「津梁後学，具见苦心。」

　　其实，《砥柱铭卷》後的26则跋文是更为直接的一种著录，它们更具有文献的意义。从这些跋文和卷上近300方印鉴可以得知，《砥柱铭卷》不仅流传有序，而且先後为南宋权臣贾似道、明季大收藏家项元汴所收藏，元明两朝中，曾由黄庭坚後裔，浙江诸暨黄氏五桂堂精心保护长达240多年，并曾历火灾，化险为夷。

　　今《砥柱铭卷》卷尾有五则宋人题跋，作者多是一时名贤，由此可探究当时流布之大概。

　　第一位为《砥柱铭卷》作跋者是署名「曲肱寮」者，此跋现卷中顺序在第二则，但其前第一则题跋仅记有关黄庭坚某件草书卷子的一个神奇灵应故事，且当头即称「宋王荣老」，可知必非宋人所为。明张丑以为曲肱寮是山谷早年交往的宛陵张待举(见第十八跋)，实误。按「曲肱寮」为宋彭城魏衍斋名。魏衍，字世昌，号曲肱居士。从陈师道游最久，为陈之高足。以学行见称乡里。不事举业，惟以经籍自娱，年五十，见异书必手自写，故其家虽贫，却有藏书至数千卷。为文操笔立成，所编陈师道诗集二十卷最为後人称善。今本《後山集》犹存其《彭城陈先生集记》一篇。建炎初死於兵乱。又陈师道(1053～1101)是黄庭坚的得意门人，徐州彭城人，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後山居士，推服山谷，为江西诗派有代表性诗人。

　　由此可知，《砥柱铭卷》在两宋之交的时候，已从四川流传到南方。魏衍之跋虽无年款，但由其卒於建炎初(约1127年)推算，作跋时间上距《砥柱铭卷》创作(约1098年)至多不过三十年，距黄庭坚逝世(1105)则仅二十多年。可谓手泽犹温。且魏衍为黄庭坚的再传弟子，故对黄公为人必多崇拜，跋中所称山谷晚年因追求风格自立而「落妍为枯，啬丰为瘦」可谓是行家之言。

　　第二位作跋的是南宋汪应辰，时在绍兴二十一年辛未(1151)。汪应辰(1118～1176)初名洋，字圣锡，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县)人。绍兴五年进士第一，初为秘书省正字。时秦桧主和议，应辰上疏力言因循无备上下相蒙之可畏，忤桧意，出通判建州。桧死，始还朝，累官吏部尚书。刚方正直，敢言不避，中贵多侧目。以端明殿学士出知平江府，连贬秩，遂致仕不起。汪应辰少从吕本中、胡安国游，精於义理，好贤乐善，殆出天性。卒谥文定，学者称玉山先生。有《文定集》五十卷。《宋史》有传。

　　汪应辰所作跋文字虽不多，但对後人的影响颇大，尤其他认为《砥柱铭卷》是「元祐间字」的观点，几乎左右了元明清各代观书作跋者。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已如前述。从跋文所谓「蒹葭苍苍，非不茂盛」诸语来看，似乎还略有微辞。其实这也是对此件书作未加深入研究，理解不透彻所致。後之览者，大可不必受其限约。

　　在汪应辰跋之後，有乾道元年(1165)刘芮和嘉定三年(1210)谢采伯两则宋人观後题记。按，刘芮(1108～1178)，字子驹，本东平人，南渡後居湘中。孝宗乾道元年除湖北提点刑狱。著有《顺宁集》。谢采伯，字元浩，台州临安人，嘉泰二年(1202)进士，官至大理寺正、知严州，有惠政。著有《密斋笔记》。

　　第四跋作者「竑」生平事迹今不可考。但跋中自谓时在「新安逆旅」，且以後学晚进得到已故前辈魏衍重视，称其为「梁子」，嘱其作跋，故知必当时士人佼佼者。此跋可重视处，在明言《砥柱铭卷》的收藏者为陈雪溪，且当时「宝藏久矣」。可惜陈雪溪生平亦不可考，是否为诗人陈师道之後人?此是笔者推测。

　　大约南宋後期，《砥柱铭卷》为权臣贾似道所得，今卷尾左下角「哉」字旁有其「秋壑图书」收藏印一方，是为明证。贾似道(1213～1275)，浙江天台人，字师宪，号秋壑。他是南宋理宗年间的重臣，官至右丞相，权倾朝野。其家收藏宏富，前述黄庭坚的另一件名作《松风阁帖》同时也为他所有(其上亦有「秋壑图书」同一朱文印)。

　　元朝天顺元年(1328)，《砥柱铭卷》为黄庭坚八世孙黄璂所得，此後至明隆庆庚午(四年，1570)，中间凡240馀年，一直由黄氏家族保存。今卷尾第七跋至第十五跋，记录此间收藏、保护情况甚详。

　　按，黄庭坚有子相，相生子六人，分居各地。黄璂所在地浙江诸暨横山五桂堂当是其中一支。黄璂字公直，好古博雅，以重金购得《砥柱铭卷》，视如拱璧。在黄氏世代保护《砥柱铭卷》的过程中，嘉靖三十年(辛亥，1551)遭遇火灾，族人拼命抢救的故事极可珍视。读第十四跋黄应宸记「家遭回禄，室宇赀畜焚荡一空，而伯父棣独出是卷於煨烬之中」，想见当时情状，再读「为子若孙者，沐先人之手泽，觌名贤之遗墨，其为珍重，当不啻曲阜之履，乌号之弓也」诸文，颇能感受一种文化传承、文明保护的那份厚重。

　　大约就在五桂堂黄氏之後，《砥柱铭卷》为明季大收藏家项元汴所得。项氏对此卷的重视，可从卷子前後所钤60多方印章可见一斑。如「天籁阁」、「项子京家珍藏」两印分别钤於山谷原迹起迄部，「神品」朱文印则钤於原迹末尾的顶部，每一纸接缝处均郑重加盖印章。项汴(1525～1590)，字子京，浙江嘉兴人。项氏为明代中国第一鉴藏大家，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故後世视书画，凡经项氏收藏者，则可身价百倍。在法书名迹上钤印自是藏家第一要事，但如《砥柱铭卷》这样，一口气钤上60多方印的藏品似乎并不多。由此可见项氏对此作的珍惜。

　　清朝前期，此卷初归项子京後人项源小天籁阁，後辗转归嘉兴吴修(1746～1827)、番禺张维屏(1780～1859)、屠倬、江宁怡堂伍福、新会罗天池(1805～1856)、番禺潘仕成收藏。此後不久，原迹由广东经上海流出海外。

　　道光二十九年(1843)，潘仕成将此卷并山谷两通墓志铭稿一齐刻入《海山仙馆藏真续刻》(见第二、三卷)，这也是《砥柱铭卷》唯一收入刻帖的历史。今广东博物馆尚存有部分拓片。潘仕成，字德畲，广东番禺人。道光十二年(1832)顺天乡试贡生，十七年特授两广盐运使。筑海山仙馆於广州荔枝湾，收藏金石书法，推为奥东第一家。

　　结 语

　　一位伟大的书法家，在其人生成熟时期创作的一件巨作，在经过900馀年的民间流传，经受历史沧桑之後，突然完好地呈现在世人的眼前，我们在惊喜、诧异的同时，也自然会生出许多非理性的质疑、误解，毕竟历史很长，问题很多。但当我们静下心来，认真审视原作，并从头到尾梳理其发生、发展、延续的过程，抹去历史附著其上的尘埃，我们便清楚地看到她的真实和宝贵，感受她四射的光芒。山谷老人常道：「乎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其书乃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他的这件《砥柱铭卷》，正是其道义精神与书法艺术精美结合的产物。千载之下，我们又如何能不备加宝爱和呵护?

 

 

黄庭坚研究专家傅申撰文肯定《砥柱铭》为真迹

　　6月3日晚，北宋书法大家黄庭坚所作的大字行楷《砥柱铭》将现身北京保利5周年春拍夜场。这件稀世珍品的现身，引发了业内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国际知名学者、台北故宫博物院顾问、黄庭坚书法研究权威专家傅申先生与这件作品也有着不解之缘，三十多年前，他就曾在博士论文中对此卷进行研究，借此重新现身的良机，他又对黄庭坚《砥柱铭》进行了深入研究，撰写了长达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从迟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并最终肯定此卷为真迹！

　　引文如下：

　　从迟疑到肯定──黄庭坚书〈砥柱铭卷〉研究

　　作者：傅 申

　　引言

　　笔者在三十五年前的黄庭坚研究论文中，对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卷〉的真伪不能遽断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续到今年初，主要是没有时间尽全力去解疑。

　　有疑而不解，风吹草动，莫不惊心，因此不论是对做学问或人生态度而言，是不健康的。因为「疑心生暗鬼」。

　　近期因〈砥柱铭卷〉易手之际，引起了众多的关注，故而重温旧题，较为细心地爬梳了此卷中的有关数据，以及参考手头已有的学者意见，一再地反复思考并自我辨正，得出了结论，如本文之标题所示，肯定此卷为山谷书风转换期的真迹。

　　此卷的书法风格，虽与晚年的几件基准作品略异，但从吾人理解，每位书家的发展过程而言，无不具有其历史价值，正如同早期有人存疑的山谷草书〈廉颇蔺相如传〉至今已被公认为重要真迹，其草书成就虽不及〈诸上座〉及〈李白忆旧游〉等，但无损于其价值，其实只要是黄庭坚这样与东坡齐名的诗人，及书史上宋四大家的地位，其片言只字，皆属可珍!更何况此卷长达824公分，从南宋初到清末的题跋长达621公分，其总长为1445公分，内容丰富，历经南宋二大藏家王厚之及贾似道的收藏，虽非山谷存世作品之最，但较之蔡、苏、米诸家作品，实属罕见，较之曾巩的短纸，更属大巫!吾人能不珍重之耶?

《砥柱铭》 手卷 局部

　　研究缘起

　　一九六五年当笔者整理苏东坡、黄庭坚及米芾三家的画论文字成《宋代文人之书画评鉴》之硕士论文之际，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新馆落成，有幸被荐与江兆申兄同入故宫书画处，三年之间得亲手展阅书画名迹，其中有黄庭坚书迹多件，大字行、楷书中，自以〈松风阁诗卷〉最为公认的名迹，其次有〈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虽然乾隆皇帝晚年题此卷为：

　　「双钩既伪诗更误，向谓上等实误!」

　　但经笔者细观原迹，绝无双钩迹象，且一片神行，比〈松风阁〉卷更生动自然!最后有林氏兰千山馆寄存故宫的〈发愿文〉卷，相较之下，不论用笔和结字均大为逊色，墨色亦不及前二卷光彩发越，因而耽之心中疑不能决。

　　一九六八年有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两年后，当地藏家在方闻教授的指导下，从香港购入张大千旧藏黄庭坚〈张大同卷〉(全名：〈为张大同书韩愈赠孟郊序后记〉)寄存于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中，笔者得不时入库房中手自展卷观赏研究。其前，黄庭坚的草书最长卷〈廉颇蔺相如传〉卷，已入距普城车程仅一小时余的纽约大收藏家顾洛阜(美籍犹太人John M. Crawford)收藏，也曾亲手展卷研赏。亦在上海博物馆的旧馆观赏了〈华严疏〉。由于以上的机缘，就选择了以黄庭坚〈赠张大同卷〉为中心的黄庭坚书法作为笔者的博士论文。(原名：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o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ing :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中译为：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贬谪时期的杰作〈张大同卷〉)并于一九七六年通过论文口试。

　　在研究期间曾专程赴日本私人藏家请观了黄庭坚名迹：〈经伏波神祠诗卷〉、东京博物馆的〈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稿〉以及藤井有邻馆的〈砥柱铭卷〉。一九七七年又有幸因美国科学院邀请参加与中国交换访问的学术交流，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史树青先生为我们展开了中国书史上的第一大字卷，长十米的擘窠大行楷：〈懒残和尚歌后记语卷〉。虽然在每次展观以上各别的卷子时，都有不能言传的激动，但以这一卷的一行一字的浑重笔力最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有了以上的经验，在研究过程及撰写论文时，对今天的主题：〈砥柱铭卷〉的定位遇到难题，一再的来回推敲而不能决，最后在论文中，将其他各卷定位为黄庭坚的基准作，而将〈发愿文〉及此〈砥柱铭〉两卷定位为疑而不能下定语的「问题作品」。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当时的疑问有一是用笔，笔者当年的感觉是有邻馆墨迹本的〈砥柱铭〉(以后简称为〈有邻馆本〉)，虽然全卷笔法和结字都与其他山谷各卷都有相通符合之处，而且一片神行，毫无一般假或伪仿书迹的迟疑、胆怯或夸张的神态，但是在用笔速度比其他行楷都要快速，出锋尤为爽利迅疾，多纵而少擒，绝无代表性的战颤波折，线质偏于扁薄，在笔法的比较上，虽然三点水及系字的偏旁，其特殊的结构和惯性都与标准品一致，而最明显的不同是在捺笔的出锋与造型都似利刃一般，而且时常在重按后提笔出锋的形成有棱角的三角形，例如：天、之、合等字。另外是在：也、轨、荒、邑等字的末笔上抛钩，也出现在横笔末端，往往先重压后上挑，有分段性的用笔，往往形成三角形。

　　这些特征是在基准作品中少见的。

　　二是风格的早晚：从风格来看，〈有邻馆本〉是比较年青而有俊气洒脱的气象，却与《山谷题跋》卷六中写给杨明叔的〈题魏郑公砥柱铭后〉本，末后的纪年为晚年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有不相合之处。

　　因为将上述笔者所见诸原件，以及其后笔者续见原迹的北京故宫藏〈诸上座卷〉卷尾的行书跋，以及台北故宫苏轼名迹〈寒食帖〉黄庭坚跋语等等，兹依年次先后列于下：

　　如果〈有邻馆本〉书写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与〈经伏波神祠诗卷〉写于同年，并列于〈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及〈赠张大同卷〉等等的后面，其风格是格格不入的，是绝不符合风格发展的规律，因为它毫无山谷晚年凝重浑厚的用笔。故此疑惑其为真迹与否。

　　三是文具内容：两两对照〈山谷题跋本〉与〈有邻馆本〉虽大同而有小异，前者详而后者略，兹以见其异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山谷题跋本〉有纪年：

　　以A本黑体字代表〈山谷题跋本〉，B本用标楷体代表〈有邻馆本〉：

　　A 余平生喜观正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

　　B                                              魏 公                 有爱君之仁

　　A 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B 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A 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谓我但见其妩媚

　　B 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 我但见其妩媚

　　A 者也。吾友杨明叔之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

　　B 者也。吾友杨明叔之经术，能诗、喜属文， 吏干

　　A 公家如己事，持身洁清，不以忧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

　　B 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亦不以骄

　　A 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郑公之事业者也。故书此铭

　　B 慢以诳于下愚， 可告以 郑公之事业者也。

　　A 遗之，置砥柱于座旁，亦自有味，刘禹锡云：世道剧

　　B                                                                        或者谓：世道极

　　A 颓波，我心如砥柱。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鳬 ，既不可

　　B 颓 吾心如砥柱。夫世道交丧若水上之浮沤，既不可

　　A 以为人之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作则砥柱之文在旁，并

　　B 以为人 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之佐，则砥柱之文座傍，并

　　A 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悦

　　B 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奉身，上智之所喜悦

　　A 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

　　B 下愚之所畏惧，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 节哉!

　　A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庚寅，系船王市，山谷老人烛下书，

　　B (空)

　　A 泸洲史子山请镵诸石(右有石刻)

　　B (空)

　　从以上的对照本，读者佷容易见出两本之不同，笔者当年的感觉是：〈有邻馆本)可能是节录(山谷题跋本)，因为伪仿效者由繁变简易，而难于无中生有，因而对墨迹本增加了疑点。但是此本虽省略多句，但也有改句之处。这对于伪仿者而言却是增加了难度，并且消除了末句的纪年及山谷老人款字，乃是因为当时收藏者，在山谷再度贬谪时为了保护此卷而割去的疑虑，(吾人可见甚多苏轼及山谷的书迹为无款作品)，也就是说此卷可能是无款或割款后的真迹。因此在当时从以上各方面来考虑，并没有明确判定是真或伪的证据，无从遽断，故而存疑，以待未来的继续求证。

　　以上是笔者三十五年前的结论，在大陆近年的学者著作中找到两位有相近的看法，一是2004年徐传旭着的《黄庭坚‧中国书法家全书》(河北敎育出版社)所附年表的1101年正月条，有：〈题魏郑公砥柱铭后)(疑伪)，又有黄君寄赠的大着《山谷书法钩沉录》在其附表(传世黄庭坚书法)(作品简表)中的第81号：纸本墨迹的(砥柱铭卷)，将创作年月定于「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知黄君兄当时将墨迹本与〈.山谷题跋本)认为是同一件作品，并与其他真迹并列;但在附表三〈伪托黄庭坚书法作品简表)的52号，列有：

　　魏元成砥柱铭卷，海山仙馆藏真续刻，有墨迹在日本，疑是临本

　　黄君将日本(即〈有邻馆本〉)墨迹本「疑是临本」，张君「疑伪」，两位的看法都与笔者当年的观点相同或类似。

　　而经过近两月的密集研究，对三十多年来的疑问得出了解释，其结论为山谷真迹，虽与中田勇次郎及水赉佑二先生相同，但并不同意二位套用〈山谷题跋本)的纪年，而将〈有邻馆本〉定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笔者仍认为墨迹本是稍早的另一本。

　　这一新的结论，不但更正了笔者自己的旧说，也有别于上述张、黄二位在五、六年前的观点。笔者目前对〈有邻馆本)的正面且肯定为真迹的结论，对并未怀疑过的读者来说，或可讥为后知后觉，但不怀疑并不代表真懂得。而本文主要的目的，除了表达笔者自己的求真过程之外，也期待能说服过去的持疑者，如张、黄二位，借此机会共同来重新并更全面地来了解山谷书法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面貌，使吾人尽量减少误判、误鉴，更避免造成「寃案」、「寃狱」，这是作为史论或鉴定者的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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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疑

　　笔者认为要解除原先的疑点，一是要从重新认识山谷的笔法结字着手，二是如何解读〈有邻馆本〉与〈山谷题跋本〉的关系，究竟是一是二?三是重新排比及认知〈有邻馆本〉的书写年代：

　　1. 从笔法结字来看

　　笔者在三十五年前的笔法比较时，就采用剪字排比法，甚至更进一步用双钩个别笔法，如撇、捺、长横及三点水、纟等的部首写法(当时没有计算机的帮助，纯用手工剪贴钩描)，来寻找、排比各件代表作名迹之间的差异和惯性。

　　近日经笔者将〈有邻馆本〉逐字仿写比观各基准作品，极多的字或同一笔都能找到相似的写法。甚至笔者认为最突出碍眼或可诟病的笔法如上述的「也」、「之」及其他捺笔等字，也可以在诸名作中找到神似的字例，举例如下：

　　首纸上「也」、「荒」二字的上抛钩，在〈寒食帖跋〉的末一字中，更为夸张，又如〈范滂传〉的「也」字，上挑的一钩极为锐利，可见这本是时有的用笔法，只是〈砥柱铭〉的「也」字重压过度，其次在同卷中的许多字如：「轨」、「地」、「冠」、「纪」、「己」、「悦」等字，没有这样的病笔，都合乎其他的山谷作品。第42行的「山」字，起首时下笔重按向右突出的习惯使人不适，也非好字，也见于〈寒山子庞居士〉卷及〈苦笋帖〉中。

　　又〈砥柱铭〉中许多在横画连接竖画的肩部，其折笔有棱角且单薄，不如其他作品圆厚，如下列诸字：「同」、「月」、「禹」、「司」、「词」、「风」、「雨」、「为」、「门」、「骄」、「明」等，但在〈松风阁〉卷中，虽然比较浑厚，但也有方棱的折角出现，如：「阁」、「风」、「眼」、「眠」等字，〈寒山子庞居士卷〉中的直字，〈诸上座卷〉中的「事」、「盲」、「见」、「明」等字也有类似的折角。反观〈砥柱铭〉卷中，也有不少折角并无此病的字。

　　当吾人对〈砥柱铭〉起疑，固然可以挑出个人觉得最碍眼或不满意的笔画或字迹来，并指出与其他书迹相比之下的特殊性而加以排斥；但不要忘了，在同时也要去寻找跟其他基准作品群的相似之处，最后再来衡量究竟是相异之处多，抑或相合之处多?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公允的结论。

又部首「纟」

　　又部首「纟」，其习惯将起首为两笔作断开两条并行线来处理，笔断而意连，是他中期形成延续到老年的习惯，如〈松风阁〉卷中的「缠」、「蛮」，〈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经」、「蛮」、「溪」等等都有这种特有的写法。〈砥柱铭〉卷中捺笔的末尾，如「天」、「之」、「合」、「巡」、「水」、「永」、「干」等字，都较长而锐利，甚至在末尾重按之后，不是缓缓渐次的提笔，而是较快速甚至突然提笔，所以在出锋之前会形成一个有棱角且内收的捺尾。这与他作品中常见较丰腴的捺尾似有差异，但是细寻公认为真迹的山谷作品，也有或多或少类似的笔法，在小行书作品中以〈致景道十七使君帖〉为例，捺比出锋甚多，特别以「今」、「天」、「人」三字与〈砥柱铭〉相近。

　　在早期的大字作品，〈发愿文〉中的「食」、「足」等字，以及在晚期名作〈明瓒诗后题卷〉榜书中的「衣」、「廖」、「令」、「之」各字，〈伏波神祠〉卷中的「波」、「人」、「敬」各字捺笔，虽较浑厚迟重，甚至最晚的名作〈范滂传〉中，类似的长捺所在都有，如：「人」、「众」、「之」、「及」、「会」、「故」、「合」、「客」、「舍」、「令」、「敬」等字;但是回过头来，再看〈砥柱铭〉卷中，也有一些捺笔没有那么尖削的，如：「之」、「远」、「夫」、「又」、「交」等字。

　　这样相比下来，就知道〈砥柱铭〉所表现的是一个青壮时期的黄庭坚书风，上述各大字卷是由同一个人趋向老迈的书风，犹如每个人的相貌，在不同阶段各有变化，但精神骨格仍有贯穿处，不可以皮相来论。而这种捺笔法，与他早年学颜、柳有关，不时在其一生中或隐或现。

　　现在来举其他古人的例子：

　　上海博物馆藏的赵孟俯〈杜甫秋兴四首〉卷，对一般熟悉子昂成熟书风者，开卷即有疑问是否为其真迹，只有看到最后子昂重题之后才会释疑，子昂题云：

　　「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书，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

　　若以同一人而相差四十年的照片并列，当然相去甚远。赵氏另外一件藏于台北故宫的小楷〈禊帖源流〉，子昂在二十年后再见此卷时已「恍然如梦」，又说：

　　「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尔来自觉稍进，故见者者悉以为伪!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异也!」

　　这以上两件赵孟俯的早年作品，如果不是有子昂自我鉴定的重题，在今天也必定成为聚讼的对象，且永无终了，即使有人提出种种证据，但根据个人的经验以及长期观察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信者恒信，疑者常疑。只有要求自我，抛弃成见，重新来全盘认识一个人书风发展的种种，尤其像黄庭坚存世书迹虽不及其生前书写的千百分之ㄧ，但总算是有迹可寻。

　　今天笔者有机会将三十五年来不能尽解而存疑的作品，重新排比并研读文献，终于肯定了这一件有邻馆本的〈砥柱铭〉墨迹卷乃是黄庭坚书风转变期的真迹。

又部首「戈」

　　又部首「戈」，山谷往往省去第二笔末尾的钩挑，而且将长笔末尾直接截断，抽笔离纸，如「载」、「域」、「截」、「成」、「岁」、「践」、「职」、「我」、「或」、「哉」等字，几无例外。这一习惯性笔法往早期的〈发愿文〉、〈华严疏〉到较晚的〈寒山子庞居士诗〉、〈赠张大同卷〉、〈明瓒诗后跋卷〉、〈经伏波神祠诗卷〉、〈寒食帖跋〉一直延续到〈松风阁卷〉及〈范滂传〉全是一致的。

　　另有「为」字顶部从「爪」的写法，也常见于山谷以上诸迹中，且结字大同小异，如果要挑剔第36行「为」字从「爪」的第一笔，似乎太严苛，不容其偶然失神或不顺，那样的挑法，即使〈兰亭序〉或其他任何名迹中都可以挑出自以为较差的用笔和结字来。

　　此外，在笔法之外，笔者相信不少人注意到〈砥柱铭〉中有两个「示」部的字：「祝」、「礼」，却写成了「衣」部，而多了一个点。这又从何解释?二字不应从「衣」，多了一点就成了「错字」，以黄庭坚的学问，不应出错，从笔者极力搜索，至今还未发现相同的例子，倒是在唐代释大雅所集王羲之书〈兴福寺〉半截碑中的〈祉〉字，是从「衣」部，有两点;又在元代书家杨维桢所写的「祝」字也有两点。杨维桢的「铁崖体」，吾人尚可置啄，但王羲之既有此例，则山谷偶有此写法，即使是真的写错了，我们就不能允许他偶然失神写错了吗?

　　被我们尊敬的任何古人，就不能允许他们出错吗?我们要追究的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我们是要问这一篇字是不是黄庭坚写的。反过来看这两个字的问题：如果这一卷是出于山谷的学生或粉丝临写的，能临到这么形神并似，那末其根据的原迹也一定是从衣有两点的，也就是说山谷的原迹本来就写成如此。如果这是伪造的，难道伪造者是故意要留下这马脚让人来识破吗?因此，吾人都不能因这两字的「异写」，作为否定此卷乃伪迹的铁证，反而成了〈砥柱铭〉为真迹的有力辅证。

　　此卷的书写，一片神行自然，并无迟疑犹豫的局促或窘态，但是大部分书家在书写时对于偶然不能心手相应，或工具不称时，会写出不如己意的笔画，而实时或过后加以补笔修改的情形，这是笔者三十五年前就为此制作一图，明示补笔修改之处。

　　详观此卷，修改添笔之处实不明显，其中要以第22行的「乃」字较为明显。并且说：这是山谷运笔时手肘的惯性失控，这种失控，严格来说，每个人都会有，但对那一种笔法容易失控，则每个人必定不同。其实每个人的运笔习惯与肌肉、指腕、手肘的运行掌握都有关系，也是各人写出不同笔法风格的先天性生理条件，就是因为如此，这就成了吾人笔迹鉴定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习惯性的相似失控和补笔，构成为同一书写者的重要证据，因为仿写或伪作者，不会有相同的失控或败笔。

　　此卷的22行第二字「乃」字，其长撇末尾分叉，因而为人诟病为「描成燕尾，如此拙劣!」，显然是第一笔(较短的)太过纤细，故另加较粗较长的一笔盖于其上，但笔梢的运行不能一致，故造成分叉。如果将此缺点放大铨释，成了拙劣的描笔，以为真迹中绝不可能发生。殊不知〈张大同卷〉、〈伏波神祠传〉及〈范滂传〉中都出现描笔，甚至在小行书中也有多处，如〈致立之承奉帖〉中的「乃」(第7行)，描得更是离谱!同一行又描改了「若」字，但帖中其他的字皆流畅自然，因此这两字的描补，绝不影响此帖的真伪，而且更是说明了此帖的随机性和真实性。故而〈砥柱铭〉中「乃」字的描笔，反而帮助证明了这是黄庭坚的真迹!

　　以上是选择性的为个人也为部份读者观众(见原迹者)对某些笔法结字解疑，其实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绝大部分的字都能与其他的山谷真迹是一贯的，只有老少时间上的差异，若从字距行间的习惯，也合乎其一生的风格，因此，个人三十五年前的存疑，至此拨云见日，不知前述同样存疑的张、黄两位，在阅读本文后，是否也已解疑?实企跷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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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人的题跋与收藏

　　此卷题跋与收藏印之多与丰富，相较于传世的多件黄庭坚名迹，甚难与之匹敌。今依时序略论其重要者如下：

　　1. 曲肱寮(?-1168前卒)无纪年跋，论山谷书：「晚年落研为枯，啬丰为癯」，并对此山谷书的年代作出这样的结论：

　　此犹是苏公在翰林，诸君翱翔下上于道山册府时作也。

　　意思是指从书风来论，这是山谷在元佑年间，与东坡同时在朝时的作品。

　　对此跋的作者，「曲肱寮」至今尚无定论，明末张丑《真迹日录》(卷四)著录此卷时有考证：

　　按寮姓张氏，即山谷诸题云：题宛陵张待举曲肱亭记，见年谱元末甲子岁，时年四十矣!

 曲肱寮(?-1168前卒)无纪年跋

　　查元末甲子当为1084年，山谷确是四十岁，可见二人交往甚早，若真是张待举的题跋，其实当在北宋，自是可珍!然张待举的是「曲肱亭」，不是「曲肱寮」。张丑说成是姓张名寮，但宋代查无张寮，依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六，有〈书张待举诗集后〉中有句云：「张公名贲，待举字也，官至忠州司户而死。」何人则是指明：张贲，字待举，家有「曲肱亭」。至于「曲肱寮」在宋代有可能：乐洪，衡山人，自号曲肱先生，着有《周易卦气图》，从汪应辰游。又有魏衍，彭城人，自号曲肱居士，名所居室曰：曲肱轩，不事举业，见异书必手自钞写。从山谷弟子陈师道游。观二人生平，一从汪应辰游，一从陈师道游，很难遽断究是何人，但是魏衍的居室既是「曲肱轩」，轩、聊稍异，或者是，又因为他与第二跋的汪应辰有交往，志此以待其他数据来证实。至于笔者定曲肱先生卒于前道四年(1168)之前，这是从本卷第四跋梁竑有：「曲肱先生之遗意」一语而来，和他是陈雪溪与梁竑的共同友人，故此跋仍当在南宋初，并去世未久。此跋的另外一个价值，是提供了少见的宋代隶书佳例，笔势开阔。

　　2. 第二跋是纪年绍兴辛未(1151)的汪应辰(1119-1176)。他是信州玉山人，故署名「玉山汪应辰」;字圣锡，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曾忤权相秦桧而外放，刚正方直，敢言不避，好贤乐善，学者称玉山先生，着有《玉山集》、《石林燕语》等。由于他去黄山谷未远，对其书风有深度的认识，并直言所感：

　　此鲁直元佑间字也，晚年笔画始成就，每每追悔少作。此如蒹葭苍苍，非不茂盛，要须白露为霜，落其英华，然后为材之成耳。

　　这是他以个人钟爱的黄庭坚晚年大成时期的作品来评比此卷，所以略有微词，正是表现了他正直敢言的个性，最重要的还是他肯定了此卷是黄鲁直的真迹，是比较早年的作品，至于是否一定是元佑年间(1086-1093)的字，倒并不重要。不过，从这一句话，吾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卷原无纪年，既不是纪有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山谷题跋》那一本，也不是因故将这1101年的晚年本的年款切除之后的本子，所以可以旁证这「有邻馆本」与「建中靖国元年本」是两个不同的本子。

　　3. 刘芮(1108-1178)的观款一行，纪年「干道元年(1165)正月戊辰」。刘芮字子驹，号顺宁，着有《顺宁集》，为哲宗朝御史刘挚之曾孙，师胡安国，所造粹然。《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纪有〈刘刑部和敬夫诗帖〉，纪年戊戌(1178)，则是晚年绝笔了。

　　4. 梁竑为当时藏者陈雪溪跋，纪年干道四年(1168)九月，雪溪陈氏不知何人，此跋款字只署「竑」一字，未识姓氏。但跋中有云：「且致曲肱先生之遗意曰：他日梁子必见此，要当令跋…」故此处「梁子」即为跋者「竑」之姓氏。因而署款时不加姓氏。(按：《真迹日录》作「杜竑」，容庚《丛帖目》作「汪竑」，请参考。)并由此跋知「曲肱寮」的卒年是在干道四年(1168)之前。且知梁氏为曲肱先生赏识之晚辈，乃是因为梁氏「平生展玩涪翁翰墨不少!」是鉴识山谷书法的行家，而梁竑对此卷的评价与汪应辰颇为不同：

　　亦未尝有奇特如是者，可谓臣中第一，绝妙古今，譬如天球河图之在东序，又何称赞之足云!

　　5. 王厚之(1121-1204年)虽无题跋，但在此卷的骑缝收藏印中，钤盖了一方稀见的十六字小白文印：「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金石刻 永宝」由于字小，印色不清，且有裁切，故难于识其全文。后又在「秋壑图书」左下角发现王氏二印，其上为「临川」王□之□□父印」，其下虽为十六字印的完整版，但仍有三不可识。此印在高士奇《江邨销夏录》卷二及《式左堂书画汇考》二书中均仅识读九字作：

　　经笔者辨识在三多识五字作： 

　　王厚之为南宋第一鉴赏家，字顺伯，世本临川人，左丞王安礼的四世孙，王安礼曾在元丰庚申(1080年)与黄庆基同阅〈神龙本兰亭〉题有观款，所以兰亭版本的研究是其家学，淳熙戊戌(1178年)曾题〈定武本兰亭〉，庆元丁巳(1197年)曾跋〈唐摹本兰亭〉。王厚之祖王和父徙居诸暨，故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以越乡荐为举首，寻入太学。登干道三年(1167年)进士第，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以博古知名于时，因藏有赵明诚《金石录》故着有《复斋金石录》三十卷，《考异》四卷，《考古印章》四卷，《汉晋印章图谱》一卷。王氏的收藏，除了此卷之外，又有范仲淹〈与尹师鲁二帖〉，元人柳贯跋语有云：

　　「前帖衔缝有王厚之顺伯阴文十六字印，知为顺伯所藏…好古博物，为中兴第一。」

　　查此范仲淹书二帖，亦见于高士奇《江邨销夏录》卷一，但此印只识出「临川王厚之…」

　　赵孟俯〈兰亭十三跋〉亦云：

　　「宋南渡时，士大夫精于鉴赏者，为王顺伯，尤延之二公」

　　可见对王氏也倾服备至!

　　6. 谢采伯观款，记有时地：「嘉定庚午中秋，郡丞谢采伯观于四明贡院。」

　　楷书两行，用笔挺俊，是必为知书者。查谢氏为书道史上有功之人，因为众人熟知的南宋姜白石(夔)所著的《续书谱》一卷，在姜氏着后并未有刊本行世，是谢氏欣赏姜氏的书法笔力遒劲，波澜老成在先，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觉得「议论精到，三读三叹，因为锓木。」

　　谢采伯是临海人，其父乃宰相谢深甫，他也是宋理宗皇后谢氏的伯叔辈。谢氏题跋另有跋东坡〈乞居常州奏状〉，年款与此跋大致相同：「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谢采伯元若输于四明贡院。」(《清河书画舫》卷八。)他的著作有：《密斋笔记》，援据史传，足以考镜得失。

　　以上是六则南宋人题跋，虽然不是大家熟悉的书画史上的大家，但都各有其重要性，皆是当时的佼佼者。

　　7. 大约在谢采伯嘉定庚午(1210年)题跋的四、五十年之后，此卷不知如何进入了南宋重要大藏家：权相贾似道(1213-1275年，号秋壑)之手，在此卷的末尾钤有其著名的朱文收藏印「秋壑图书」(约4.4公分见方)，经过笔者再一次的调查，得知贾似道乃是收藏史上收集过最多黄庭坚书迹的藏家，因为除了本卷之外，尚有：

　　一共为六长卷一册页(可能还有更多)，由此可以证明至少贾似道(或其掌眼廖莹中)的眼中，此卷〈砥柱铭〉的书法与上列各件都是出于黄庭坚之手的亲笔真迹，这一个南宋人的证据，其力量与准确度远胜于一般的观款或仅收一、两件的小收藏家，是无庸置疑的。

　　谨就宋代的题跋和收藏史而言，此卷的旁证数据之丰富已远胜于其他所有的传世黄庭坚书作。卷后虽然没有元人题跋的踪迹，但尚有十余则明、清人题跋，文字较长，提供若干史料。兹择要简述于后：

　　(1) 俞僴(字弘毅)的身分是「赐进士中顺大夫知汀州致仕」，其楷书跋是为当时收藏者黄璂──黄庭坚的第十一世族孙所书，纪年为「天顺元年(明代英宗年号，1457年)春正月」

　　(2) 黄洵(字叔允，号聩翁)也是山谷的族孙，是为黄公直(璂)题，未纪年。但前后二跋均在天顺元年，故当在是年。

　　(3) 陈洙跋在天顺改元(1457年)五月，自署「眷生」，似为黄璂之姻亲。但此跋称「黄君公直，视山谷则八世族祖」与俞僴跋中的「十一世」相差三世，既是姻亲，似当以「八世」为正确。又此跋中一语：「汪、梁诸君子题志，犹周鼎在望。」可以辅证笔者考订卷前干道四年款书「竑」者，当是「梁竑」不误。

　　(4) 何滨，亦是黄公直眷生。诗跋无纪年。

　　以下一纸(在十四、十五缝之间)的两跋，其一之纪年早于前纸两年，故知装裱时误接，当是项元汴之前的事，因笔者认为骑缝的编号乃出自项氏手笔。

　　(5) 张肃，自署「庚午(1450年)科乡贡进士」，纪年「皇明景泰六年(1455年)春」，行书甚佳，论山谷书：「公笔法高古，夐然一家，信可贵也。」读其释意，其时已为黄璂珍藏。

　　(6) 郑熜(字允然)，浦阳人，亦为黄公直题，自云其伯父醇翁先生亦善书，与宋仲珩齐名。

　　(7) 申屠环，会稽人，无纪年。

　　(8) 黄应宸，山谷族孙，黄璂为其高祖，长跋纪年「隆庆庚午(1570年)」并述及「嘉靖辛亥(1551年)，家遭回禄，室宇赀蓄，焚荡一空，而伯父棣独出是卷于煨烬之中。」益可见吾人于今日犹能观赏此卷，当更觉珍惜。

　　(9) 郦希范，自署「眷晚生」，当是黄应宸的姻亲跋于同年同月，为此卷明代题跋中的最后一跋。

　　(10) 项元汴(1525-1590年)，为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大家，得此卷后，项氏于卷前卷后及骑缝处钤印六十余方。

　　在第十四纸后均为清代人题跋：

　　(1) 章贡金，观于道光元年(1821年)，并录元周密所抄谢采伯之著作。

　　(2) 吴修，于道光壬年(1822年)观于扬州，并录入其《铭心绝品》一书中。

　　(3) 屠倬，观于秦淮水阁。

　　(4) 罗天池，道光丙午年(1846年)在观于叶氏耕霞溪馆。(小行楷)跋中述及广东番禺潘德畬(仕成)先借摹入石，再购得此卷。

　　(5) 上元人伍福(号诒堂)收藏，先在后隔水录山谷书可息风浪故事一则，并在卷尾抄录有关此卷的相关资料数则：

　　书画舫真迹目录 (隶书)

　　汪应辰 资料一则 (行书)

　　王厚之 数据数则，包括：洪容斋随笔、陈思宝刻丛编、子昂兰亭十三跋及柳贯题跋等。

　　综观〈砥柱铭〉卷诸跋，最早者距山谷下世不到半世纪，不但肯定了他们对此卷为黄庭坚书写真迹的看法，也提供了对此卷为山谷早年书风的观点，也增加了五件南宋人的书法作品，使吾人对南宋士大夫的书风有更全面的认识。故仅就此南宋五人的题跋而言，就是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更有甚者，在鉴藏史上的两件南宋大家：中期的王厚之(1121-1204)和后期的贾似道(1213-1275)曾先后将此卷鉴定珍藏，更保证了此卷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二位的印章，一在山谷卷中的多处骑缝上，一在卷尾本纸上，这不像卷后写在别纸上的题跋，有可能被狡猾者拆换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属稀有的存世实例；贾似道的「秋壑图书」虽所见甚多，但是此卷在贾氏的宝库中，此卷是与黄庭坚的其他的六件名迹同被肯定和珍藏的。

　　本来有了这样的保证已经是足够了，而后半段的明人题跋中，不仅补充了史料，更令人庆幸此卷曾经为山谷的八世孙及其族人题跋保存，凡经历一百余年(至少自1457到1570年)之久，最后又入明代最重要的鉴藏家项元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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