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变化微妙而暧昧，一如光影陆离的舞台。即便是曲终人散，人去楼空，谢幕的故事依然会在时空的久远里连绵不绝地触动人的心扉。

    时代时常会在激进和守旧之间挣扎艰难地前行。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旧我与新我的边缘辗转徘徊。于是，加缪决绝地说：不存在不通过藐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超人们深信：若人的意志高过处境，便会赢得了整个世界。只是决绝的背影后，总有旧我的阴影在冥冥中威胁着，人从哪里来，又要去向哪里。

    再也没有那个时代如此这般的如火如荼--革命被赋予了神圣地位。它籍着实质正义的呼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披上了政治正确的合法外衣后,所到之处无可匹敌。自二十世纪始，接踵而至的思潮此起彼伏.在纽约这个被人们称之为现代主义风向标的城市,艺术家/批评家们轰轰烈烈的发起了一篇又一篇动情的艺术宣言。发起者们或声情并茂,或慷慨陈词,无一不表示着与过去的决绝，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填补上帝被弑后偶像的虚空。只是尼采们还未从弑杀上帝的狂欢中清醒就已然被后继者们急不可待埋葬于故纸堆中。继“上帝已死”、“人死了”、“作者已死”、“文学死了”的宣判之后，宣布“艺术/艺术批评之死”似乎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是在一系列“某某之死”后，枯萎的是思想，繁荣的是物质，人们所期望的圣洁的乌托邦并未如期而至，相反在人类精神日趋客体化的时代，在满是物和物的堆砌中，人将自己的精神置身何处？艺术这个致力于人类内在精神生活的工作面对日渐荒芜的精神又将何去何从？寄身于艺术的批评将何以为续？     

    或许，接二连三的精神讣告的出现就如同运动生理学家不断修正人类运动极限能力一般，不过是对人类自身潜能的矮化，不过是主体精神贫乏的招认而已。如果我们反观这系列的死亡之说，不难发现的是：宣判“哲学死亡”的依然是哲学，宣判“某某死亡”的依旧是将某个个体置于价值总体之中予以感知和判断，亦即哲学思维。用哲学思维宣判“哲学死亡”多少有些吊诡。人类思想的深度只有在时空的演进中才具有扩张力，任何一劳永逸地给思想定义的企图，既虚妄又徒劳。只是在这个物质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谈论精神不朽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再蛮荒的时代，再黑暗的夜空也遮蔽不了精神的熠熠生辉。

    如果说艺术是人类意识的一种现象，那么艺术批评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意识。任何艺术家/批评家对某种题材/主题的选择必定暗含着对社会以及自身内在需要的双重回应。不同于艺术家醉心于犄角旯旮，偏安一隅的经营着自己的理想国，我以为，艺术批评家则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上来审视。他需要一种穿透力的包容来理解客体存在的意义，用一种“丧我”的态度面对文本理解文本，在理性的分析判断中接受作品，探求其意义的内核，与创作者精神意图达成契合，最后，揭开作品的精神意蕴以及形式的秘密，达致对艺术作品的哲学的理解。他不仅对现实抱有热切关怀，而且在理想的驱使下构筑一个无功利的彼岸，让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用现实来效验、质疑彼岸的实效性，促进其完善；也用后者的前瞻性孕育滋养前者，推进人类美学整体的进展。但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容易让人诟病的是：艺术作品是作者心灵外化物化的结果，它是个体内在经验（想象、情感等）的见证，然而类似于想象、情感这样的事物是客观知识所不能完全把握的，个体的内在经验在面对客观知识审视时所彰显出自身独特的品质无疑拥有“特权”。这必然引发出如下的追问：艺术批评如何接受、阐释和评价作品。

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哲学的信奉者会吸取不同的精神源泉，它会潜在地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批评方法以及具体的实践。哲学对于艺术批评的意义就在于为后者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愿景，它所构筑的精神价值体系成为效验艺术作品的内容、形式以及价值的坐标，使其意义得以揭示和呈现。如前面所述，艺术是意识的产物，是一种主观性经验，而艺术批评则是建立在主观经验之上的理性判断，即主观性判断，它服膺于哲学。然则哲学派系繁多，艺术批评体系自然迥异。如果艺术是“个人真理”的显现 ，艺术批评是主观性的判断，那么迥异的主观性的艺术批评面对“个人真理”占优的艺术如何达成基本的普遍的共识。虽然“个人真理”不能完全被客观知识所把握，不能被客观世界所显现，但对于艺术批评而言，这基本的共识应存在于人自身，显现于人所拥有的自由与意义。个体的精神与创造力，对此岸世界的不满足而期翼创造另一个自由完美的彼岸世界正是艺术批评所应该彰显的。它以对个体创造力的理解与发现为己任，持着穿透的同情融入作品中，尝试完善作品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只是，如果个人真理占优的艺术及批评醉心于自我的内在经验而不能对人类生存的时代普遍性的困惑有所回应，不能对人类精神构成任何影响，则必将使艺术及批评沦为形式的孤岛而无法逃脱可有可无被附庸的命运。因此，对于艺术批评而言，如何丰富个体的内在精神以及推进人类精神生活的整体性进展或许是它需要面对地永恒的话题。

作者：lastwi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