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我在琉璃厂的荣宝斋美术馆举办“闹红·汤立书画展。”展出了我的五十余幅作品，权当贺岁，热热闹闹过新年。

　　“闹红”二字取至宋代词人姜夔的《念奴娇·闹红一舸》，姜夔称其“闹红”为“意象悠闲，不类人境。”

　　闹红画展没有序言，却有一段顺口溜：

心慌不能吃滚粥，

跑马不能听闲书；

一张嘴不能说两面话，

一堵墙不能档四面风。

忙了去年忙来年，

不画玫瑰画牡丹；

牡丹挂在镜子里，

看花容易画花难。

　　徙居京城一十三载。放眼这堂堂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竟是红尘滚滚，熙熙攘攘，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我以“闹红画馆主人”为别号，意在自我调侃，不妨闹中取静，任凭灯红酒绿，我自闲云一鹤。

　　陶然丹青四十载，空花水月自蹉跎。

　　今年4月1日至15日，我将在北京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举办“问道·汤立花鸟画展”，此次画展将展出我的一百三、四十幅作品，这是我进京13年来艺术上的一次总结。

　　国子监又称“太学”或“国学”，这里曾经是元、明、清三朝的最高学府，能在这里举办我的回顾展，真是别有一番情调。

　　此次画展取名“问道，”其意为何？

　　画道寂寞。在艺术创作上，成功和满意是相对的，而缺憾与困惑是常态，并始终伴随着你。因此，“问道”既是审视和拷问自己，更是就教于各位方家、观者。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是我基于“问道”而时常思考的一个命题。不知哪里来，又怎知往哪里去？尤其是现在西方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技、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民族绘画艺术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

　　中华民族是个崇尚写意的民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绘画、书法、诗词、戏曲、音乐、园林、建筑等，无不充满了写意精神。大写意是中国艺术的核心，是国粹。它是从哪里来？又会走向何方？

　　道者，乃万物运动所依照之秩序、方法、规律、道路是也。不可不考、不可不悟。老子《道德经》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大道无形，返璞而归真。为此，去年我追根寻源，逆黄河而上，三赴甘肃、青海游，以感受和探寻发生在那苍茫而神秘土地上的远古文化，寻找离我们渐行渐远的原始文化根脉，期望从自己的认识与学习中来梳理民族文化演绎发展的规律与自然之道。

关乎书法——又不仅仅是书法

　　中国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商周时期便有了中国书法的甲骨文、金文，之后的汉代至西晋约四百多年，这四百多年对于中国书法来说意义非凡。一是由于造纸术的诞生，纸质书法取代了竹、木简牍；二是中国书法完成了篆、隶、正、草、各种书体的完美演绎，这可是影响中华文明进程的极为伟大而精彩的故事，它使中国文字成为了一门以线条为韵律结构的、具有丰富美学内涵的抽象艺术，并建立了中国书法艺术由实践到理论的完备的学科体系。这是人类文明史、文字艺术史上动人心扉的奇迹。

　　短短四百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其书法演绎的精彩过程令我好奇，让我琢磨。为此，我便对甘肃、内蒙出土的木简以及敦煌遗书中吐露的信息、以及其间一些已知和未知的书法家的墨迹倍感兴趣，又多了一些追寻、学习、思考与痴迷。

　　中国书法的出现要晚于中国绘画的原始彩陶、岩画，与绘画结缘有了早期的象形文字。当中国文字脱离了象形而成为抽象的书法艺术时，便深刻的影响着绘画了。

　　中国画的笔墨精神得益于中国书法，中国书法的笔墨美，为中国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笔墨技法支撑；中国书法的美学观为中国画艺术提供了系统性的形式审美的观念基础。中国书法与中国画一脉相承，相互影响，历时数千年，从而形成了世界文化史中一道独特的、靓丽的东方艺术奇观。

河湟彩陶——识别中国大写意艺术的基因密码

　　参观青海河湟彩陶，又一次触动了我的心。

　　河湟彩陶是至今约五千年前，生活于黄河源头的原始先民，受到华夏独特的地理地貌和自然气候的熏染，感应于天地阴阳，山川律动，而自然生成为天人合一、宇宙生命的混沌思维，基于图腾崇拜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原始精神意象。

　　那扑面而来的雄强、博大的精神气息；那浑穆圆融、具有强大张力的器型；那简洁、自由的图形图案中呈现的浪漫与神秘；那沉着厚重的墨痕，以及爆发有力，控制得当的中锋用笔，不就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根与魂吗？

　　河湟彩陶，它“大像无形”“大音希声”“大巧若拙”“大美不言”，吐露出的是中华文化、东方美学、中国大写意艺术的原始基因密码。这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曙光初露，横空出世，竟然是如此地庄重、大器，气势磅礴，神采飞扬。

　　站在数千年前这些原始先民们在日常劳作与生活中不经意创造出的伟大面前，我思接千载，而沉想于当代：我们现在的艺术家，时常以创新的名义主观地感觉已经超越了传统和前辈，甚至有一种跨越了历史的自豪感和凯旋感。其实，主观感受与客观事实是两回事，艺术的发展自然而然。那些刻意为新、矫揉造作的结果往往会被历史所淘汰；顾盼自雄的虚张声势，定会成为笑柄；尤其是当我们自以为融合西法，革故鼎新了民族传统艺术，而这时恰恰失掉的是我们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的根与魂。

　　百年来的西学东渐，中国人中出现了严重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西方文化伴随着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全方位的渗透已使我们的文化、特别是美术，出现了基因异化倾向、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中的不少人早已不仅仅是对西方艺术的借鉴与吸收，而是从观念到技法的全盘继承与引入，其结果是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毛笔宣纸）上，开出了“西方艺术之花，”或者是开出了一朵非中非西的杂交“奇葩”。

　　另外，由于我们的艺术教育、展览范式，以及在商业趋利等多方面原因，直接导致我们民族固有的文化精神内涵流失，我们中国艺术最为核心的、具有博大雄强气息的写意精神已呈严重衰落之势。

　　在我们从上到下都在时髦地呼唤着“与国际接轨”“文化转型”“文化创新”的当下，寻觅渐渐遗忘的民族原始文化根脉，识别中华文化的基因密码，抵制过度西方化，以梳理与确立我们民族自己的文化演绎逻辑，讲述自身发展的故事显得是多么的重要，这岂止是攸关中国文化存亡继绝的使命与担当。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博大、雄强与坚韧

　　我们中华民族居世界亚热带，这里地域广大，土地肥沃，江河纵横，温暖湿润，且气候复杂多变。中华文明发祥地的黄河流域，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在五千年前曾经是林盛草茂，土地肥沃，四季分明，自然生态良好。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这种地理气候环境，以及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方式，和安宁祥和的综合社会生活格局，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坚韧、豁达、超然、包容的心理特征，从而形成了富于东方意韵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从地理社会学来分析，我们文明的是基于有着半封闭的纵深内陆、加海岸型的地理环境所形成农耕文明；而西洋文明则是发源于地中海沿岸，是以交通便利为特点，以商贸竞争为特征的海洋文明。

　　东方文明主静、主和，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较少竞争；其精神信仰是由原始的图腾崇拜，演变至基于血缘关系上的祖先崇拜。所以，中华五千年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东方哲学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继承、发展，即传统每向前进展一步的，便是向后的一次循环往复，是循环往复似的发展。西方文明主动，喜竞争，好征服。他们的哲学方式是否定之否定，是颠覆，对待自己的文化，包括对待别国文化均是如此。所以西方文明时有中断，甚至有的文明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我们的原始基因识别已决定了我们的社会、宗教、文化、艺术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路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道路。而令人兴奋的是，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所践行的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东方文化发展观，恰与当今我们人类社会所倡导的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不谋而合，这是跨越时空的先验性与超越性。

　　事实证明，传统从来不是死物，它是动态的、鲜活的，它会随时代的发展而自然而然的发展。面对我们生生不息，如此悠久、如此绚烂的东方文明和中华文化，我们华夏子孙要心存敬畏与倍感自豪。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恰似大江、大河，它冲过礁石，越过堤坝，奔腾向前；它更像是一颗参天的大树，历经狂风暴雨、酷暑严寒，依然挺拔而坚韧。

　　对于我们这株伟大的传统文化之树，对于东方文化，我要说：何须“接轨”“何须转型”，只管浇水，让他成长。

2016年3月2日

作者：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