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家，钱穆力图在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当今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作为教育家，他力图给年轻的一代灌输历史的价值观念，因为他认为后者处在空白之中。这两种观念存在于钱穆的心中，并且为之努力了一生。
　　1983年7月下旬一个闷热的早晨，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叩开了钱穆居住在台北的素书楼的房门。
　　在三个多小时的对谈中，钱穆强调，中国士人不管来自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西方人虽然认为文化与区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标志着各种文化，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文化却是“宇宙性”的，所谓乡俗、风情和方言只代表着某一地区。钱穆认为，要理解中西文化间的这一差别，就必须理解“礼”这一概念。“礼”是整个中国文化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它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的确，西方学者在翻译“礼”这个字时总是找不到特别合适的文字，他们用风俗的差异来区分文化，就将文化理解为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
　　同样，钱穆还提到另外一个为西方所没有的概念：“族”。“礼”固然在一个“家庭”内传播，但社会关系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亲戚，则是通过家族完成的。换言之，“礼”在家庭中的延伸，形成了“家族”，“礼”的范围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成为民族，就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
　　钱穆举例说，中国各地的风俗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即使很近的地方也不相同，但无论在什么地方，“礼”都是一样的。“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比如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征兵、签订和约与继承权位等等。钱穆特意强调，要理解中国文化非如此不可，因为中国文化不同于风俗习惯。当实践与“礼”不同时，应该归咎于当地的风俗或经济，它们才是被改变的对象。
　　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钱穆提醒说，对中国的地方风俗、家庭制度和人们乡土观念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因为它只是“手指”和“脚趾”，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得更高，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
　　当邓尔麟与钱穆结束了谈话之后，意识到了自己与钱穆之间所存在的鸿沟，因为他只能说明地方文化是如何体现文化准则并如何使它们合理化的，而钱穆却能阐明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是由于有精神的超越。虽然邓尔麟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启蒙派和保守派的差别那里为这种鸿沟找到了类似的现象，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鸿沟不仅存在于西方学人那里，也许更存在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学人这里。
　　同胡适等西化派学人比起，钱穆对中国文化价值的信仰和理解是意味深长的。
　　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尔麟出版《钱穆与七房桥世界》时曾经认为，“事实上，中国革命前和革命后的问题并非截然不同。钱穆正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第4页）十几年过去，再看此语，更能看出另一番深义。因为从19世纪90年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以及一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为摆脱压在自身身上的历史包袱而努力奋斗着，他们所追求的是赶上或者超过所谓现代世界。
　　是对中国文化信仰的崩溃而不仅是政治格局的变化使中国文化传统中断。
　　无论发生怎样的危机，钱穆仍然保持了中国特有的道德观念和文化精神。中国道德观念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是其语言，它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在其他语言中并不存在；第二，这些概念与中国社会同时演变，中国对道德准则的理解是与国家机制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联的；第三，虽然各种文化都毫无疑问地有其道德准则，但是它们是否能游离在语言和社会之外，则是形而上的假想。
　　钱穆的著作会成为我们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津梁。

作者：刘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