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在日积月累中形成的，藏玩之道，可以养心。如宋人赵明诚集金石，明人项子京蓄书画，清人吴大澂藏碑拓，皆是对长物的热忱，更是对生命之外的另一种滋养。明清时的文人雅士，更是将藏玩布陈，融于生活之方方面面，如董其昌之《骨董十三说》、文震亨之《长物志》、高濂之《遵生八笺》。他们将目力集于书画、家具、园林等，由物质上升至精神层面，心游此间，乃得安养。
明人董其昌于《古董十三说》中谓：｢若与古人相接欣赏，可以舒郁结之气，可以敛放纵之习｣。一个人若能置身优游闲暇之地，留心于学问之中，便能得事物之本末。文房之物，极其普通，笔墨纸砚，不过是书写之用；文房之物，却又极其重要，它既能调节文人的心气，也能让一室顿生风雅。由物及器，由器及人，在格物中致良知，在熏染中养真气。 
中国的哲学是闲适的哲学，闲居可以养志。正如宋人倪思有谓：｢读义理书，学法帖字，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十者之外，虽有他乐，吾不易矣｣。生活有闲，长物为伴，无论是读书、临帖、焚香，还是鼓琴、弈棋、品茗，皆以文房长物为载体。得一段闲居，清心乐志，构成璀璨光华的审美哲学，影响着世人对闲雅的追寻。藏玩格物，使之有传，大抵是文人心中所愿。张伯驹在他的收藏之书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刘传俊正是带着这种想法，营役于书海，广览文籍，积数年之功，精心钻研，完成了《文房》这部专著，为古人构建了富于情趣的氛围，为今人的身心重塑精神的圣域，重楼生辉之中，等君探骊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