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飲馬圖》，1943，設色紙本，68x42cm，晶美術館

徐悲鴻與廖靜文的「青城之戀」

有開車找停車位經驗的人都曉得，「來得早，不如來得巧」的道理。愛情和姻緣何嘗不是？情場上，只有「先下手為強」，沒有先來後到。先下手者未必勝出，更不保證青梅竹馬就能廝守一生。

徐悲鴻的夫人廖靜文，就是在他的人生路程「來得巧」，頻頻在悲鴻的創作中留下軌跡。

展品悲鴻《飲馬圖》落款「卅二年（1943）七月，悲鴻居青城。」綜合《徐悲鴻年譜》以及妻子廖靜文撰寫之的《徐悲鴻的一生》各項資料[1]，悲鴻此時與熱戀中的未婚妻――廖靜文――在青城山渡過了一個愉快的暑假。與兩人同行的另有悲鴻的學生以及協助師生打理起居的青城山道士，期間《飲馬圖》的創作，一方面見證了悲鴻與廖靜文間的姻緣，更特別的是，透過上款人「之冕道長」為之瑜揚，可看到悲鴻當時已是一位大畫家，在動盪的中國社會，《飲馬圖》的創作，不僅關乎愛情，更關乎現實民生。

展品《飲馬圖》上款人「之冕道長」， 係綜管道觀內庶務的負責人之一周之冕（生卒待查），他所得的悲鴻畫不只一幅，除了館藏《飲馬圖》外，上清宮另有一幅鎸刻上石的《立馬》，亦是悲鴻贈予道長的畫作之一。數十年後，廖靜文回憶此人道，「後來聽說，那送核桃的中年道士得到徐悲鴻先生的一幅馬以後，曾請人製成石刻，以它作拓片售給遊人。」

這段回憶裡，靜文一連下了數個曖昧的連接詞，例如「聽說」，文中又不直書其名，或寫作「那個送核桃的道士」等，可知悲鴻的畫作在民初已奇貨可居，靜文溫潤的筆鋒和周道士滿嘴勢利的「生意經」，相交穿插，繼又合組成今日我們對悲鴻青城山之行的特殊印象。儘管在所處的時代，悲鴻不免要扮演一名職業畫家的角色，時不時承擔作品為人翻轉再製的風險，甚者讓另一半靜文心疼，但他筆下的馬仍是那麼瀟灑不俗，而這也是徐馬獨特出眾，至今仍受喜愛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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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伯陽等編，《徐悲鴻年譜》（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1），頁264-265。廖靜文，〈我家先生在青城〉http://sc.ifeng.com/a/20181119/7037271_0.shtml（檢索日期：2020/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