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画家大都是以前人的作品作为出发点的：根植于传统的齐白石，前苏联现实主义油画，西方当代油画，汉代陵墓画像石，连环画以及当代纽约画派和东京画派，都是他们师从的对象，这是一股追溯历史的潮流。在中国画家的身上分明可以感到那种获得世界承认的渴望，为此他们不惜亦步亦趋于名家的光环之后。

　　集体的这种渴望本无对错，创新本也就是创造精神与传统对话的过程，或者“跟随”能找到“超越”之处，但依我对生命经验，对历史的理解，对文化的对比，在艺术实践的步伐上从不依赖某一时期的绘画潮流，而是选择直接感受真实的生活起步的。我指的真实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土地——陕西北部的自然景色和熟悉的人们。现今中国有着两个根本不同的面孔，一个是以北京.上海.广州为首这些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国，一个则是传统的中国，即中国广大的农村，陕北是更深刻历史意义上的中国，是草根性的中国，也是充分表现出中国“第二面孔”的地区。后者在摆脱了“*革”化的革命意识形态及其带来的灾难后，出现了回归传统的趋势，每当我回到陕北农村时，见到了我儿时都没有见过的传统的皮影戏和木偶表演，那里的木偶艺人每年的演出长达一百天，这意味着每三天便有一场演出，寺庙里重新续上了香火，烟雾缭绕中，传统节日得到了恢复，这是因为中国民间艺术与宗教有这个不断的联系。就是这样一个陕北，遍布了我再次行走的足迹，民间艺术所隐含的传统文化信息，使我从新获得了新的感知。我开始注意被书写的历史教科书外的“真实中国”，这个中国似我以前没有谋面但又如此熟悉，陕北在外人眼中只有白羊肚的头巾.唢呐声中的妹妹送三哥哥的圪圪疙疙的土塬，而这一切对所谓的风情的好奇心，在我画中降到了最低点，我关注的是那里的人，不是变化的服饰，而是不变的“人”的基本活动及精神需求。这一切即使是我远在他国艺术之都种种潮流的冲击面前，也无法改变。几年前我在撰写学位论文中自然而然的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陕北加以研究，我最初注意到并研究了陕北人每年将神庙从这一个村庄迁移到另一个村庄，这一高原沟壑里农民独特的宗教崇拜仪式，这种“泛宗教”游离概念，正是人群集合和与自然敬畏的对话，也是这第二面孔所揭示的人的真实动态。我在西安美院油画系更多的是关注把握油画的技法，而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摇篮——陕北黄土高原，才是我后来艺术发展的真正“学校”，靳之林先生带我走进了这所学校，使我懂得了中国本原文化的真正含义。“真实”是未知的，“真实”是上接“始祖”下启未来的线索，陕北高原鲜明的人文地理构成了我的全部绘画内容，绘画跟学术研究一样，创新和发明不是来自书本和学校，而是诞生于对新的未知的真实的观察，是基于被证实的真实的基础上的幻化。

　　我的作品和题材与其说具有某种先验的直觉与思想之处，不如说我的作品是与社会生活有关，我试图让作品表露出那个仍旧保留的地道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自然形成了我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这种独特源自其对真实的深层解读，作为画家，我抛弃了对某种生活情景的图解与翻拍，而是借助组成题材的因素去追问什么是我们今天的“真实”，“真实”在绘画中又意味着什么。这种题材和风格的原始意义今天仍然支撑着我的绘画，也自然成为我的绘画作品与世界另一端对话的资本。

　　记得我带着自己的早期作品刚到法国展出的时候，我的博士导师——法国著名汉学家、艺术评论家J.pimpaneau先生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这样写道：“……贺丹使我们这些西方人想起了布鲁盖尔，开始他本人亦十分惊讶这种效应，因为在这之前他并未注意到布鲁盖尔，为此他专门去了布鲁塞尔，亲睹大师的作品，贺丹与布鲁盖尔这种风格上的接近，并非后者的影响所至。两位画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时空差距，但同样的真实，即他们各自所熟悉的农民生活，却使他们在绘画上有了共同的追求，艺术流派对于他们也同样显得不重要。这再次证实了一个时常被人们忽略的事实：社会阶层的差异甚过文化差异带给人们的影响。相形之下，一个十六世纪的佛拉芒农民与夏尔钦皇室成员或安特卫普富商相去甚远，却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民更为接近，一个当今中国农民与中国大都市的新贵和旧时期的官僚有着天壤之别，却与昔日法国阿尔代什省的农民更为近似。除了题材，两位画家的相似之处还表现在，他们皆不受他们所处时代潮流的影响，独立其外，全身心的关注着各自的最终又十分近似的真实。”这篇评论说明我的心灵与J.pimpaneau相同之外，更多的是思考。“真实”是剔除“人本”中装饰性因素而独立于意识形态的，是种族间、地域间连接的重要信号，那种原本的活生生的存在，不是细节的复数，而是原始情怀的组合，作为艺术家重要的不是追随而谋求承认，而是揭示表象背后透出的活生生的真实。

　　我笔下的农民，活脱脱的佛拉芒农民的弟兄，它使我们感到，革命如不被民族主义所利用，全世界的无产者还是可以联合起来的。而作为绘画(如表现葬礼和节日的作品)必须摆脱一般意义上的美和细枝末节，传递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幻梦。我在与西方，也在与自己，更在与中国对话，宛如几十年前及工业化之前的农民和牧羊人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我的作品展现的现象在西方已不复存在，而在中国仍得以留存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在中国仍是活生生的真实，这使得我的表现成为可能。绘画创作必须以真实为基础(即便是抽象的内心真实)，但这个真实必须是能被生活验证的。西方人在我的画中看到了与他们相对应的时代，而我画中那种营造的情绪，梦一样的宏大场面，即将发生却又似永不会出现的集体意志，是一个普遍意义上人类的心理活动，也是我内心存聚久远的独白。在这里聚集起来的人群是对变化莫测的世界所筑建的防护堤。

　　也许不追随潮流也会成为潮流本身，寻求独立的创作，让我看到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种异化的生活方式。我通过绘画探求着文本式的人性化意义，对于现在或未来都试图引发着对于绘画之外的思考，希望引发人们对于一个除个别细节外完全不同与自己的，而自己却可以先验地认为与他人十分近似的社会思考。

　　作为一位中国艺术家，他的灵魂应该在中国。我画的是我所熟悉的人群，虽然我已在欧洲学习生活了十几年，但这并不重要，正因为如此，我的作品才能与世界的另一端对话。

作者：贺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