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法敦煌

　　张大千先生艺术历程中有两次重要的变法。早年他研究明清写意，得石涛真谛，几可乱真，敦煌之行后则直追隋唐，师承古法，成就了画风的第一次转变。

　　时至近代，中国画六朝隋唐之正脉除文献、画论外，真迹罕觌。古文多意，如何理解六法真谛成为每一尊重传统的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画院制很早出现，宋以前的绘画群体无非院体画家和民间画工。画史虽载唐王维开创水墨之风，但尚处自发状态，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人画还未出现，绘画主流当以绢本重彩设色和工整积墨为主，作品原迹除卷轴之外，便是庙堂寺观的壁画。敦煌远在戈壁，为画师所绘，因宗教庇佑而避开俗世的天灾人祸，失传已久的六朝隋唐绘画精华得以传至今日。张大千先生比其他人更加了解敦煌艺术的意义，才不辞劳苦研习摹写敦煌壁画，传习往古文脉，也成就了自己的“铁画银勾”与“金碧丹青”。

　　庙堂复古

　　中国画发展到明清时期，如石涛、八大等画家，已将作为个性表现之载体的笔墨功能推至巅峰，如何再走下去，成为无数艺术家的困惑。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阶段，质疑古法、西学东渐是时代主流，此时大千先生投身敦煌，以精进勇力摒弃文人墨戏、复兴庙堂绘画，实属大智大勇。

　　敦煌壁画宏大精致，大千先生力图在研究中找回古代中国画的色彩传统。唐代以前水墨画尚未兴起，中国画以丹青勾勒敷彩为主，没骨法也早已有之，而敦煌壁画中对颜色的运用可谓传统色彩学的典范。其所涉及的颜料原材包括次宝石、天然矿物、植物、金属、人造合成物等，主要有石青、石绿、朱砂、赭石、石黄、朱磦等30多种。唐代之前用色较纯，唐代多用混色、间色，视觉效果更加丰富。大千先生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染织，故对色彩极其敏感，他通过研究吸收敦煌的色彩运用规律，逐渐形成了自己用色的“庄严法相”。

　　敦煌壁画体量巨大，整幅临摹困难重重，但张大千先生还是与几位富有唐卡绘制经验的青海喇嘛共同完成了《西方净土变》、《张议潮统领出行图》、《观无量寿经变》和《千手千眼观音》四幅巨型壁画的临摹。这四幅画的原作都是敦煌壁画中的顶尖代表，尤其是《张议潮统领出行图》，高108厘米，长855厘米，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张大千先生曾高度赞誉此作：“唐自武德之后，画派彧起，风规粲然，逮及开元，将百年间浸浸乎，其入于无极矣。大中以降，风雅顿歇，笔满意无，神荒气率，盛衰变易，凄其忽诸，间有清才，稍进情采。外腴而中疏，文高而质虚，则又比之童蒙芳草，鸿在巨制，藐尔难任矣。惟此窟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及涅磐上声闻菩萨，及各国王子，沈炼敦厚，犹有盛唐余风。”可惜这四件巨幅临品现已失传。

　　敦煌遗产

　　张大千先生在《谈敦煌壁画》一文中曾分十个方面谈敦煌艺术对中国画坛的影响：

　　一是佛像、人像画的抬头；

　　二是线条的被重视；

　　三是勾勒方法的复古；

　　四是使画坛的小巧作风变为伟大；

　　五是把画坛的苟简之风变得精密；

　　六是对画佛与菩萨像有了精确的认识；

　　七是女人都变为健美；

　　八是有关史实的画走向写实的路上去了；

　　九是写佛画却要超现实来适合本国人的口味了；

　　十是西洋画不足以骇倒我国画坛了。

　　薪火相传

　　继张大千先生之后，对敦煌艺术做出重要研究与发扬的还有两人必须提到，就是谢稚柳先生与何海霞先生。

　　谢稚柳先生是当代书画大家、书画鉴定家，也是张大千先生的挚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谢先生担任中央大学美术系教授时，受张先生之邀，毅然辞去教职，同往敦煌考察。在一年多时间里，他边临摹边花大量时间进行研究考证，后撰写了《敦煌艺术叙录》一书，被视为敦煌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山水画创作也以重彩为主，品格高华。何海霞先生1935年拜张大千为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和石鲁、赵望云等共同开创了在近现代绘画史上最具影响力、也是最具地域特色的“长安画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何海霞集传统山水与张大千绘画风格之大成，又吸收了西方的创作方法，创造出大青绿山水和金碧山水，其面貌辉煌灿烂又不失中国艺术精神，而其深处不乏敦煌艺术的影响。

　　敦煌壁画隐于戈壁千年，其所展现的宏大规模，是中华民族性格中阳刚正气一面的反映。在文人画的传统之外，我们通过张大千先生的身体力行，才得以看到民族绘画中庙堂文化的延续，那是黄钟大吕，是可以与西方艺术等量齐观的艺术精华。

本文发表与《艺品》杂志2016年02月刊

作者：陈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