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鸟画——以花卉、蔬果、禽鸟、鱼虫、走兽等动植物为描绘对象的画，与人物画、山水画并称中国画的三大画科。《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曾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可见花鸟画能够“兴起人之意”，因此历代花鸟画家流连于草木虫鱼之间，并对这些生动生命进行了敏锐的观察与高度的概括提炼，塑造出了无数“形神兼备”的经典花鸟形象。“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不同于山水画那种广袤壮阔、神秘悠远的图式，花鸟画所绘内容往往具体而微。画家将审美情趣、价值追求以及对自然生命的理解感悟寄托在这些身边现实中的可触之物上，以小见大，透出生命真章，从而引发观者的共鸣，达到“夺造化，移精神，促遐想，终有得”的“畅神”境界。
本次《2021年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绣羽衔花——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藏近现代花鸟画精品展》选取了馆藏作品中近现代时期的花鸟题材画作25幅展示。其中不乏李鱓、任薰、吴昌硕、朱屺瞻、潘天寿、李苦禅、黄胄等国画大师的作品。展览整体共分为三个章节：探讨以画家为表征的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关系的“物•我”部分，即画作中透露出的严谨的“格物”治学态度和万物平等的“齐物”观念；从花鸟画创作意图出发的“致祥”部分以及画家自我表达的“德志”部分。我们在欣赏画家的艺术特色和纯熟技法的同时，也可尝试理解画家在这些花鸟意象中所寄托的坚持本心、积极乐观的情感精神以及矢志不渝、砥砺奋进的志向追求。这一份心意可以超越时光而历久弥新，并且与我们每一个人都心灵相通。自唐宋以来，儒家的“格物”思想深刻影响了花鸟画的发展，注重写生与自然观照，造型严谨写实。尤其是五代两宋时期的院体花鸟画达到高峰，造型慎严精谨，用笔工整严谨，赋色沉着明丽，表现出了富丽精微的艺术风格。另一方面，文人画的兴起，不囿于客观形象的束缚，不求形似而求神似，强调“寄兴”、“自娱”、“写心”，抒发胸中逸气。其实无论是哪种技法和风格，都离不开画家凭借“格物”精神对自然万物进行观察与探究，在“应物象形”的基础上，或是进行精确再现，或是进行夸张形变，最终创造出新颖独特、“气韵生动”的艺术形象。除去形而上的片面性，出自庄子的“齐物观”则表达了物我交融，尊重生命万物的平等观念。体现在花鸟画上，画家笔下的一草一木无不透露着这种平等看待万物的“齐物”思想。以上两种观念都表明了以画家为表征的人如何处理与自然万物即“物·我”之间的关系。“方其落笔之际，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只有将这种真挚热爱的情感与审慎的探索精神注入到绘画中，才能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古柏紫藤牡丹》绘于李鳝花甲之年，笔墨酣畅，纵横奇肆，淋漓泼辣，天趣横生。紫藤缠绕，串串簇簇，含蕊吐艳，紫藤花开，有着紫气东来的长寿寓意。此时李鳝已离开宫廷，他逐渐将伦理意识摒弃，艺术主体意识复归用笔活脱奔放，章法朴茂，粗放中求真求法，虽生活落拓不羁，却执一画念坚守而行，展现其物我相融之境界。
《仿子畏画法以奉邦顺先生》
此画群虎相伴，多呈呼啸之姿，用墨层次分明，画风简约清朗、清雅幽丽，用笔清隽，寓有子畏刚柔相济之美，墨色淋漓多变、和泽有神，意境平淡朗逸。猛虎当气势汹涌，但用清隽之笔绘出后却削弱了虎本身的攻击性，余留动物本身生气。绘虎生动入微归结为作者常年豢养观察的结果，可见对其的喜爱。
《八哥梅花》画风清丽潇洒，复色交融，八哥毫毛间柔软细劲而有弹力，形神兼备。在大结构上以梅展开，充分调动开、合、藏、露等艺术手法，使画面有所起伏。动静之间，旨趣活泼，整个画面的和谐统一、张弛有度。题中指出八哥是依照回想而作，可见作者对故园一草一木的早已了然于心。
卡西尔在《人论》中把人的思维模式定义为符号化的思维，他认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就积淀产生了许多富有象征意义的视觉符号与图式。尤其是农耕文化背景下，使得许多动植物等自然对象因宗教神话、民俗习惯、谐音等原因被赋予了固定语义，这就为花鸟画家表达自我、寄托情感提供了丰富灵活的可能性。画家们往往凭借对这些物象的不同组合寄托了对人生的美好愿景和企盼，如祝寿庆节、祈求富贵平安等题材比比皆是。于是中华传统文明中的长寿、吉祥、财富、功名、婚嫁等关键词都成为了中国花鸟画艺术中经久不衰的艺术创作主题。《富贵神仙》笔法精雅，用色浓丽，对比强烈，水仙花之姿屹立崛起，极有风趣。线条清圆细劲、劲挺流动，造型略显夸张。舒展的构图逼近边缘，重彩着色，色调统一，使画面之景更为壮丽，雅俗共赏之中透出古朴意趣。题中富字顶部少一点，取富贵无头、富贵无顶之意。数株水仙喻群仙，牡丹喻富贵，表富贵赛神仙、神祐富贵之意，皆是典型的吉祥寓意。
《牡丹四尺堂》题为“贵寿无极”，牡丹鲜艳夺目，与石头、题跋交相呼应，为大写意花卉。对角斜势，气象峥嵘，用色大胆，块面体积感极强，笔力扛鼎，画风老辣、浑朴、古艳，极富生气。牡丹又称“花之富贵者”，象征富贵、美满、繁盛。画中牡丹枝叶繁茂、藤蔓相绕，与寿石组图，意作“长命富贵”，寄托作者祈求富贵长寿之意。
《群仙祝寿图》设色艳丽，墨色浓厚，花叶并茂，与石头相得益彰，秀逸俊朗，浑厚凝练。花石排列呈斜势构图，画面直率疏简，豪宕空灵。画中南天竹果实红艳，作“祝“谐音，数株水仙为“仙祝”，与寿石合，为“群仙祝寿”，与题字相互映衬，含贺寿祝寿之意，寄托了作者的美好祝福。
“君子比德”是孔子的重要哲学思想和自然美学观念，意谓以自然对象之美来比喻、象征君子之美德。“托物言志”亦是古典文学中常见的表现手法，指通过描绘客观上事物的某方面的特征来表达作者情感或揭示作品主旨。梅、兰、竹、菊“四君子”便是传统文人画中常见的“比德”、“言志”对象，其代表的品质分别是：梅，探波傲雪，高洁志士；兰，深谷幽香，世上贤达；竹，清雅澹泊，谦谦君子；菊，凌霜飘逸，世外隐士。实际上很多动植物因其自身的天然生长特征或历史文化典故被赋予了固定的人格化象征语义，比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的荷花，“常青不老、坚韧不拔”的松，“自强不息、龙马精神”的马等等。这些符号化的视觉形象表达了文人画家对某些特定的志向精神、理想人格、自我价值的追求与肯定。《荷花》线条遒劲古拙，画风劲健霸悍、雄浑大气，画面大面积为荷叶，荷花却为主体，显得明快突出，有远近大小之分，留白之处便为流水。“翠痕拟水玉屏风，艳映华光扇扇红。醉后六郎颓甚矣，凭谁扶入绿帷中。”诗画俱佳，透露出“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高洁之感，犹如他在中西艺术之争中探索中国画的发展，体现其崇高的生命尊严及民族精神。《花卉（初春）》章法造型力避繁琐冗杂，花与石已简不能再简，追求刚健挺拔，画气而不画形，笔情纵姿，墨色鲜明雅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气息。牵牛花又名“朝颜”有 “勤娘子”之称，清晨浴露而开，生长顽强，俨然代表勤劳之意。物随其心，正是人格与素养对纸面的渗透，也表明作者坚持本心，砥砺创新，严于律己，勤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勤勉之态。《松》整体走势向上，松树呈倾斜半身状，下部留白，观者若仰视劲松。树干挺拔遒劲，松叶繁茂，雀鸟栖于枝，仰天鸣叫。画面捕捉了鸟儿这一瞬间的姿态，生动自然，尽自然之逸趣。松岁寒而不凋、凌霜傲雪，历尽沧桑依然青翠挺拔，象征君子不畏艰难、傲骨峥嵘的品行，鸟儿似在赞颂这种坚贞不屈、高风亮节的君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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