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的好处是谈得比较具体，尤其是作者把一个问题和讨论这个问题的框架以及方法，通过一种清晰的逻辑方式给描述出来。从这一点看，我对文章的批评是正面的。现在有不少艺术批评，其实是感想式的和点评式的，甚至是感悟式的，是一种经验化的文学描绘，而非艺术批评。讨论问题，只有具体才能让讨论进行下去。现在我们常常要为一些“大词”头痛。当年，波普尔决定放弃语言分析学派的理由是，放弃可以无穷界定的关于语义的讨论方式。今天，我们似乎也要放弃对“大词”的讨论。

　　下面我提几个具体问题：

　　一、在文章中提到了“草船借箭”这个典故。注释上说引自陈寿的《三国志》，但在正文中又提到《三国演义》。不知道究竟是以《三国志》为主，还是以《三国演义》为主。要知道，这两本书是不一样的，前者是史书，后者是小说。按小说的说法，这个典故的主角是孔明，而不是孙权。

　　二、文章提出了两个框架。一是艺术批评中对语言的运用。关于艺术批评对语言模式的运用，作者指出原因词、效果词、比喻词这三个分类，试图想告诉我们艺术批评中过分经验化和文学化的原因所在。二是情境分析。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在艺术批评的语言框架和情境分析的框架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协调?要知道，二者的依据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使用时是要协调的。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就艺术批评的语言框架言，比如说原因词和比喻词，是否有更具体的分析?为了说明我的意思，我稍微提及传播学中对广告的研究。所谓广告研究，一般指对劝服与效果的研究。劝服包括对劝服策略与劝服对象的定位，这一点是明确的。艺术批评也要存在一个或清晰或模糊的对象。从这意义看，所谓“原因词”有点像传播学中的劝服研究。第二是对效果研究，是对劝服策略是否得当所进行的分析。广泛来看是对传播效应的一种研究。仅仅从语言分类的角度，能否有效地分析艺术批评本身，我有点怀疑。但问题还不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语言模式分析和情境分析，这两个框架之间是有矛盾的，似乎有些不能兼容。我不知道作者如何面对这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作者指出艺术批评的语言当中，有描述性的，也有分析性的。作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这当中的语言是描述性的，并用是一种线形的。另一个是陈逸飞的油画《蒋家王朝的覆灭》。作者强调，在观看这一油画时，观看本身是片断的，从一个细节到另一个细节，因而是一种碎片式的观看。我对此有质疑。描述性语言和分析性语言当然不一样，但这不等于，前者是线性的，后者是片断的。比如，仍然以陈逸飞的作品为例。一个人即使不懂油画，但他还是可以在陈的这张作品中看到一种叙述性，因为这叙述性是明摆着的，而不管你是描述还是分析。

　　这说明，如何看待情境分析，其框架是怎么样的，作者还要做一些研究。

　　情境分析是波普尔提出来的，其目的是用以顶替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替代方案。情境分析指出，与其考察历史中的变化规律，不如考察历史发展中的条件。历史充满了偶然性，但历史的发展却是有条件的，历史事件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的。波普尔强调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强调历史的现存条件，并用以否定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目的论。贡布里希极力赞成波普尔的这一结论，并且成功地运用到对艺术发展的分析中。在贡布里希看来，不能把艺术史看成是依据某个目的而依次展开的一个理性过程，艺术史与历史发展一样，存在着某种偶然性，同时也有一个外部条件的制约。这样一来，对艺术的分析，实际上是对艺术发生的诸种条件的分析。这一点在情境逻辑中很重要。

　　最后，我想说的是，对艺术的分析越具体越好。作者的意愿也是这样，所以文章为这种具体的分析找一个框架，以及其中的十个因素。问题是，我们能否可以泛用这种方式，用作者所提出的若干因素，去套艺术史上的任何一个现象?要知道，这十个因素构成了一个框架，然后把艺术现象套在这个框架中，无形就排除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这样一来，实际上这和波普尔所强调的历史多样性产生了冲突。如果作者提出来的方法可以任意分析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作品，我就有理由怀疑这种分析是否已经会走到了另一面?其中的具体解释力是否会因此而减弱?在对新闻传播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新闻中存在一个“公开的文本”，一个“隐蔽的文本”。一般人通常是看公开的文本，但其接受的，其实是这“公开的文本”中的背后的意义，也就是“隐蔽的文本”。这样一来，所谓新闻的客观性显然就要打折扣了。传播学中还存在着一个“框架理论”，其意思是，当我们描述与分析一件事情时，我们的目的是真实，但这个真实是被描述与分析背后的一个框架所限定的。一旦把这个框架分析出来，所描述的对象的真实性就会出现问题。回到艺术批评的语言模式和情境分析上去。分析性语言和描述性语言存在着一种张力或者冲突。同样，情境分析本身，一如波普尔所强调的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一样，与描述的规定性和明确性之间也存在着张力，存在着冲突。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如何解决，将影响到文章的结论。

来源：《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