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古的艺术认识是值得玩味的。他坚持现代艺术的开放性，却谨守着中国文化美学所设定的疆界，在这样的张力中努力拓展当代视觉艺术的语言。

他认为，和以两希文化（希腊、希伯来）为源头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直把风和主观为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

和表音文字不同，表意文字的自身结构就构成了某种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功能。换句话说，每一个独立的汉字都负载着丰富的人类学信息，书写者的解释将成为呈现真相的最重要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是艺术家突然而至的意念，也会引导我们进入后现代哲学解释学所说的无弊状态。

这个认识同样为汉语世界书与画的结盟寻找到一个更为牢固的本体论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字书写是画的延伸和极端形式，而画则是书写的肉身呈现。这其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固有的美学信息是历代书写者努力破解的符码。在这里，汉语诗的介人，进一步唤醒了那些线条和笔触，催生出一个诗意然的中国意象。这正是陶古选择的路径。这是一个独特的、仅仅属于汉语书写者的朝圣之途，虽然在有关历史的地表上曾经留下过无数足迹，但是在陶古的眼里这个路标依然新鲜。和鲁迅先生的喟叹相反，走的人多了反而没有路。对中国书画来说，这个困难具有足够的长度。因此，陶古必须完成细读法中从熟到生的变易，在解释学中，这是一门最难掌握的技艺，谁能读懂历代碑贴和画谱中被人们忽略的细节和暗示，谁就可望到达你要去的地方。而且，如何在现代性语境中完成对古典诗学的叙述？如何站在比较文化学和普世价值标准的立场上解构和重塑传统艺术的观念和方式？这是陶古在未来的创造中必须回答的问题，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的学术氛围中，仅仅是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已足够困难。

 

 

作者：徐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