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坛巨匠——张大千11

 

第三章 画坛新秀

石涛再世

张大千认真钻研国画，是从临摹石涛、八大山人开始的。

张大千与石涛的不解之缘，是从拜曾、李二人为师开始的。曾李二人酷爱石涛、八大的艺术，收藏颇丰。他们对弟子大千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供他展玩、临摹，使大千大开眼界。在他们的影响下，张大千深深地喜爱上了石涛。

大千衷情于石涛，其一是他不喜欢陈陈相因缺乏生气的风格，对石涛、八大的纵横笔墨和勃勃生气大为赞赏，从而确定了他的艺术道路。这也与他豪爽挥洒、不拘成法的性格相一致。其二，当时的上海、日本收藏界正热衷于搜罗石涛和八大的作品，拥有石涛、八大的作品成为时尚，这也促使大千精心钻研石涛。

石涛是清初四僧之一，原名朱若极，号大涤子，广西全州人，明宗室。

明亡之时他年龄尚小，后隐蔽为僧。早年屡游安徽敬亭山、黄山；中年住南京，曾在南京、扬州两次见到康熙皇帝；晚年定居扬州。石涛擅画山水、兰竹、花果、人物，而以山水画成就最高。他重视学习传统，虽师法无人笔意，但并非泥古不化，更注重深入自然，在写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所画黄山、庐山、江南水乡、平原风光，比实际景物更完美。他的画布局新颖，笔墨千变万化，不拘守一种形体，而是配合多种多样的笔势，根据不同的对象灵活运用，淋漓尽致地加以描绘，表现了山河阳晴阴灭、烟云变幻、寒暑交替的虚虚实实，千情万态，形成了独特的多样化的风格。石涛画花鸟、兰竹，多用水墨写意法，行笔爽利峻拔，用墨淋漓简练。他的山水、花鸟画对后世影响很大。

八大山人名朱耷，清初四僧之一，江西南昌人，明宗室。八大山人19岁时遭国破家亡之痛，遂装哑不语，后削发为僧。他满怀悲愤之情，誓不与清王朝合作，性格倔强，行为狂怪，常借诗文书画，发泄其内心积郁。八大山人能诗，善书法，工篆刻，精绘画。八大山人作画学董其昌，但所创造的山水形象，既无董画的修润明洁、温静娴雅，更无“四王”的山川清丽、城市繁荣，而是一种苍茫凄楚、剩水残山、荒寞的世界。由于他那不满现实的独立不倚的孤傲个性，形成了一种豪迈雄健的笔墨，旨在抒发强烈的身世之感，表达“零碎山河颠倒树，不成图画更伤心”的情怀。八大山人的花鸟画，大多缘物抒情，或表现自我，把花鸟人格化，以寄寓讽喻之意。他从古代画家梁楷、吕纪、林良、陈淳、徐渭的水墨花鸟画中汲取营养，但摆脱了其形式的束缚，创造出了新的面貌。他的花鸟画意境清奇幽冷，构图和用笔简洁，往往三笔二笔即完成一个形象，用笔用墨达到了极熟练的程度。在立意、造型、用笔、用墨以及诗韦画印的结合上，达到了水墨写意花鸟画的空前水平，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画，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八大山人蕴含凝聚，点滴似冰，石涛则情发于外，挥洒淋漓；朱耷沉郁而取势，石涛峭拔而流畅；朱耷长于用笔，石涛则用墨最佳。初八大画名高于石祷，乾隆以后，石涛画名则高于八大。

张大千在李瑞清处看过了石涛的画，便日夜临仿，有时夜以继日，常常睡到半夜，醒来时就开灯作画。对石涛之喜爱，真是如醉如痴。每闻哪里有石涛作品，不计路途远近，必亲身一睹为快，能借者则借，能买者则买，有时身上无钱，典卖衣物，亦在所不惜。正如张善子所说，张大千为买石涛的画，“甑无米，榻无毡，弗顾也。”张大千不但画出于石涛，在绘画理论上，受石涛影响也很大。石涛在绘画理论上有很精辟的见解，他曾说：“似董非董，是米非米，但出但入，凭翻笔底，今人古人，谁师谁体。”道出了学古人的正确方法，学古人而不泥古，进得去还要出得来，要不落前人窠臼，要有个人风格。这也是张大千能成大家的原因之一张大千学石涛，是全面、系统地学，他对石涛了解之深，是当时其他画家无法企及的。他在临仿石涛的同时，对清初四僧的画法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八大的用笔非常圆浑，用墨非常滋润，在淡墨中显精神，这是很难得的。石谿的画圆笔中锋，苍莽浑厚，视其画如见其人。渐江的画法他亦非常称赞，认为其用笔刚健挺拔有英武之势，画如其人。

张大千效八大而为墨荷，效石涛为山水，很快，他的临摹几可以乱真，连李梅庵、曾熙都被他骗过。在当时的收藏界流传着大千以假充真的故事。

上海有一位地产巨富，名叫程霖生，此公为附庸风雅，不惜一掷万金。

陈定山《春申旧闻》曾载：

大千偶作石涛画并临其款识，置玉梅庵中，会霖生至，见画以为真涛，大称赏之，必欲携去。归则赉七百金酬道人（李瑞清），自以为豪夺。道人不能具告所以。他日出真画值七百金者，令大千往致霖生。大千至，见其广厦宏崇，琳琅四壁，意复匿笑，遂说之曰：“公收诸家，夥矣而不专，何不专收一家？”霖生曰：“何家而可？”大千曰：“公爱石涛，何不建石涛堂，此海内一人矣。”霖生大乐，既而怃然，曰：“事收石涛，必先得其‘天下第一’者，君视我堂高教仞，何求而能得此大幅石涛，悬吾中堂耶？”大千以目作尺，上下忖度之，归而出古纸，闭门作一大画，长二丈四尺，署款石涛。装潢之，薰灼之，既旧，乃使书画估某客携之，往售霖生，且告之曰：“必索五千金”。客往，霖生以为真天下第一石涛画矣，乃叹曰：“五千金吾不吝，但必得张大千来鉴定，吾乃购也”。

立命驰车接大千。大千至，略一睥睨，即曰：“伪耳”！某客气索舌结，目数视大千，大千扬扬若无睹，且抨击之曰：“某山气弱，某树笔弱”。霖生谢客曰：“先生休矣，吾不能以五千金购一假石涛也。”某客不知所对，悻悻卷画出门而去，去即驰往叩大千之门，则大千已在室矣。见客大笑曰：“客有言乎？趣无言！明日更往见霖生，但言张大千已买此画矣！”客悟，迟教日乃往见霖生，见但抚手曰：“嗬，嗬”。霖生问：“客何为？”客曰：“无所为，但张大千已买此画矣！”霖生大怒曰：“张大千欺我！”又问：“彼价几何？”客曰：“四千五”。霖生曰：“我倍之，必得乃已！”客固有难色，曰：“容缓商之。”旋复命曰：“大千云前日失眼，后细看乃是真迹，今为大风堂瑰宝，固非万金莫让！”霖生立以万金署券得大千赝画。后建石涛堂，收藏石涛画三百余幅，而不许大千造门纵观。大千私语人曰：“试揭其楮而观其后，十之七皆有我所画花押矣。”及霖生败，大千颇收其藏，则亦并非尽赝作也。〔1 〕

张大千的临摹功夫竟让大画家黄宾虹也上了当。

有一次，曾熙在南市古玩铺里买到了一幅石谿横幅山水尺页，想找一幅尺寸相当的石涛山水相配，以裱成一个手卷。后来听说好友黄宾虹手中有一幅石涛尺页，就写了一封信给黄宾虹，求他割爱，但黄宾虹没有答应。一天，张大千送来一幅临仿石涛的山水长卷，请老师指正。曾熙师徒二人展看之际，黄宾虹来了。一见之下，黄宾虹大为赞赏，并要以自己珍藏的石涛尺页相换。

曾熙一方面求石涛尺页心切，另一方面也不便将事实说穿，于是半推半就，以张大千这幅仿石涛山水换取了石涛真迹。

由此，张大千仿石涛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时人视他为“石涛再世”，誉为“石涛第二”。时人赞道：“大千临摹古画的工夫，真是腕中有鬼！……

尤其是仿作石涛，最负盛名。不特画的笔墨神韵和画的真迹一样，题字图章，印泥纸质，也无一不弄到丝毫逼肖，天衣无缝。”〔2 〕大千所画石涛赝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收藏家之手。

张大千画石涛赝品，主要的目的，大概是想以假换真。以他的刻苦和聪颖，曾李二师所藏石涛、八大的作品，很快就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为了更多地临仿石涛、八大山人，他到处探听石涛、八大山人藏品，千方百计上门求得一看，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强记背临的本领，因索看常常达不到目的，于是他下决心自己收藏。张大千收藏古迹，不同于普通收藏家，他是为了学习，为临摹和研究而收藏。

收藏需要大量的金钱，而此时的张大千尚无名气，画还卖不出去。尤其是到1926 年，张家经营的福星轮船公司“大胜”号轮船在长江遇险，损失惨重。不久，又遇奸商巨骗，不得不宣告破产，家庭对大千的财力资助完全断绝了。当他看到自己仿造的画竟能骗过名人之眼时，就想出了以假换真的办法。一些附庸风雅、想求真石涛作品而又不可得的富商，便为张大千提供了财源。

张大千一生中收藏了多幅石涛作品，它们对张大千的创作起了不小的作用。70 年代初，张大千曾说自己收藏的石涛珍品有500 幅之多。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据抗战时大千门人编的《大风堂画目》，所藏精品近200件，其中石涛作品有40余件，八大作品有31件。1955年，张大千在日本印《大风堂名迹》4集，其中第二辑为石涛专辑，印出立轴10件，手卷5卷，册页5件42页。到他晚年，所藏石涛作品大多转让出去了。

1921年，张大千23岁，在潜心研究书画、诗词的同时，张大千与张善子在上海开始收大风堂弟子。

大风堂是张善子、张大千合用的画室之名。关于这个名称的由来，有二种说法：其一，张大千兄弟非常喜爱明末画家张风（字大风）的作品，又很敬佩他高尚的人品，因而以其字为堂名，几十年一直未变。其二，认为取自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取其气势。

大风堂所收弟子，均拜张氏兄弟二人为老师，称善子为二老师，大千为八老师。大风堂收徒有着严格的标准：有劣迹者不收；无绘画基础者不收；在绘画艺术上无前途者不收。

大风堂开门弟子为何人，现说法不一。（据慕凌飞回忆，1920年张善子在川北乐至县任盐官，曾收一位师爷为徒；据李永翘《张大千年谱》，1921年，张氏兄弟在上海收陆元鼎为徒；据刘力上回忆，张大千早年在四川内江曾收郑素侯为徒；1925年，张大千曾收吴子京为徒。）大风堂所收弟子遍及海内外，据大风堂同门录载，共有86名，其中不少人是活跃在中国当代画坛的名家，可谓桃李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