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意强

    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下简称《文化》）堪称“图像证史”的典范之作，但它给人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其作者在
完全有能力从事“图像证史”的地方却回避了它。作为伟大的艺术史家，布氏本可轻而易举地借助视觉艺术，谱写一部“图文并茂”的意大利文化史，但在《文化》一书中，他偏偏没有引证任何艺术作品。然而，诚如哈斯克尔令人信服地指出，布氏对整个文艺复兴时代特征的刻划即源自他对该时期艺术的感受。同样，如下文所示，他的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史观也源于他对艺术的反应。布氏深知“图像证史”的功效与危险，他没
有通过对图像进行事后诸葛亮式的排列、描述和分析去图解文字所记述的史事，而是将之发挥为深藏于历史叙述背后的观念和历史情感的基点。布氏审慎地、隐然地“图像证史”不但证出了一部震撼世界的意大利文化史，而且创造性地突破了依据年代叙事的传统史学，建立了以论题为经
纬编织有机的文化史新范式。借此，我想强调说，以“图像证史”，倘若仅仅证出一部艺术史，而非阐明舍弃图像而不能证、不能发之史，那么，如此的“图像证史”只不过是艺术史的翻版而已，而且往往是蹩脚的翻版。
    布氏的《文化》虽然没有论及艺术，却一向被尊为艺术史的经典之作，为艺术研究者必读，价重于其艺术史专著。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在艺术史家眼里并不足怪，因为，从他们的专业角度来看，布氏的《文化》是一部省略了艺术作品的艺术史，仿佛布氏将他如数家珍的意大利艺术仅仅当作推演论点的材料，一旦论点成熟就将之隐匿。这份隐匿的素材是他 1855 年刊印的意大利《艺术指南》[Der Cicerone]（以下简称《指南》）。如果我们将布氏《文化》与他的《指南》比观对照，不难看出他是如何以“图像”证出独特的文化史和观念史的，即是说，他是如何通过艺术提出《文化》中的主要论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