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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容玮

Methodology：论论方法论，“麦瑟多乐鸡”到底是个什么鸡

张容玮

本文共5961字，阅读时间约为7分钟。

方法论和方法的区别：非洲大姐的尴尬

格拉斯哥艺术学院的博士研究部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都会在博一新生入学后不久就把ta们不分专业撮成一堆驱赶到雕塑系Barnes Building一楼那个简陋至极的阶梯教室里叫ta们当着台下素不相识的听众和校方请来的各路大神挨个做presentation，介绍自己的研究项目并应付台下各种天外飞仙的问题。

研究部主任Susannah Thompson教授后来解释过，强迫学生一开始就参加这么一次近乎“受刑”的活动是为了让ta们尽早对三四年后答辩时被外审官和内审官混合双打鸡蛋里挑骨头的那种煎熬有个准备。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一入学就上这么一次刑类似于提前打个疫苗，熬过去了有抗体了，等到真的面对答辩时也就不会那么紧张无助瑟瑟发抖了（当然，“疫苗”远不止这一剂。后面还有每年的年审以及上交论文前后的模拟答辩）。Thompson教授因而鼓励博二博三博四的老鸟们去观摩博一菜鸟们在台上面红耳赤、语无伦次、手足无措的发挥，并希望老鸟们多给菜鸟们一些建议，让ta们受刑能多受出些收获来。

于是，2017年12月的某天，老夫也坐到了那个阶梯教室右后方的犄角旮旯里成了当年“观刑大众”中的一员。只是我却没遵从Thompson教授的指示去准备什么问题或者建议，完全是带着博二老鸟那种“看热闹不怕事大”的心态拿着“观刑”当度假去了。

只不过，那天的“观刑”并没有我预想得那么有趣。台下那几位校方从爱丁堡和邓迪请来的大咖都相当礼貌且克制，没有对台上瑟瑟发抖的新生们进行任何刁难。所以，如今回想起来，大咖们当天对上过台的全部新生（五个学院一共约十五人）所问的几十个问题里我能回想起来的只有一个：你认为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区别是什么？

那个问题是抛给建筑学院的一位非洲大姐的。大姐口音很重且声音低沉，以至于坐在教室后方的老夫并没太听清她到底回答了什么。不过坐在第一排的发问的大咖似乎对大姐的回答并不太满意，只维持面子上的礼貌略点了点头便在笔记本上以疯狂的速度开始了记录（据说那些记录都是要回给博导的，所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大咖们记得越多越不妙）。

大姐估计也自知回答得不那么让人满意，脸上满是尴尬不安。老夫当时藏在那个旮旯里，心中控制不住一阵一阵地发憷，暗叹道：这TM要是叫我来回答我也答不出个所以然啊！

初识“实践主导”：没有现成的答案

不过，这个“答不出个所以然”并不是说我对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一无所知。说得仔细些，我当时发憷的是，虽然“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区别是什么？”这个相对宏观的问题可以用研究方法论的所谓“传统定义”来应付过去，可是我脑子里总浮现出一个画面：台上面红耳赤的我结结巴巴地背完“传统定义”后，台下的大咖会继续追问：“那么你的研究方法论是什么？”以及“在你这个方法论之下你又是如何组织你的研究方法的呢？”然后，无法回答的老夫彻底呆住，尴尬无比地傻站在台上只恨没有个地洞可钻。

先说说研究方法论的所谓“传统定义”吧。

博一的“研究训练课”（research training）上，一向以严格著称的“鸟博士” Nicky Bird 老师（后来成了我的内审官）在PPT里明明白白地给出了一个研究方法论的定义：“方法论在研究概念、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之间建立了联系，它决定了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的种类、学科或学术地位、透明度和可传播性。”

这个定义其实已经回答了那个宏观的问题：“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和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的区别是什么？” 定义中提到的“研究手段”（原文中的research means）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它指的是非常具体的行为，比如“问卷调查”和“网络搜索”。由于研究方法论建立了“研究概念”（research concepts）、“研究方法”（research means/methods）、“研究结果”（research ends/conclusions）之间的关系，它更像是一种策略。这策略起码在两大层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个层面是它决定了所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方式。举例来讲，“网络搜索”这一研究方法听起来有点日常甚至业余，可是具体执行起来却也有无数种可能性。“只用google”和“只用百度”这两种选择就意味着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研究（全球性vs区域性），“将搜索到的博客文章作为研究对象”以及“严格排斥博客文章”也会导致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研究结论（主观程度高vs主观程度低），而在“网络搜索”这一研究方法的无数种使用方式之中做出选择的正是研究方法论。换言之，研究方法论就是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迷宫中的保持方向的那个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第二个层面则是得出的研究结果的诸多性质，具体说起来，是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结果是S=V0t+1/2at2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式的知识还是“脂砚斋的真实身份是曹雪芹的叔叔”那种很难被确切证实或证伪的主观性结论；决定了研究的结果是像数理化公式那样具有高传播性的“显性知识”还是像学会游泳那样，即使自己会了也很难传播到别人那里的“隐性知识”。

多年前一位大神为我讲解“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时说，简单粗暴一点来理解，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形而下，而看不见摸不着、需要用逻辑和理性去理解的就是形而上。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是形而下的，而研究方法论（research methodology）则是形而上的。

再举一个完整的例子可能会说得更明白些：假设有两位研究人员同时针对在英国各大美术学院中已经普遍存在的“在课程设置中用一个笼统的视觉艺术专业（fine art）来取代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这一行为对学生的影响进行研究（相同的研究问题），两人都以“取得并分析学生的反馈”为主要的研究手段（相似的研究方法），而两人却选择了不同的方法论，一人采用定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而另一人则采用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粗糙点来说，定性分析是锁定几个要点然后从垂直角度不断的深挖，而定量分析则是从量上面铺开数据获得结论。因此，尽管都致力于取得并分析学生对学校“在课程设置中用一个笼统的视觉艺术专业（fine art）来取代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这一做法的反馈，选择定量分析作为方法论的研究者使用了调查问卷的方式，不必亲自接触某个学生，通过在各个学校发放问卷来迅速取得针对若干问题的成百上千份答案。而选择定性分析的研究者则在几所学校中分别锁定了几位同学（本国学生，留学生，本科生，硕士生），然后逐一进行一对一采访，这样“活生生”地取得的信息与调查问卷上的白纸黑字截然不同，研究者不会受限于事先锁定的问题，在采访过程中可以随时根据具体受访学生的具体答案继续深挖下去。

于是，针对同一个研究问题（“美术学院在课程设置中用一个笼统的视觉艺术专业（fine art）来取代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对”对学生的影响），使用了相似的研究手段（取得并分析学生的反馈），方法论的不同却导致了二者采用了不同的具体研究方法（一个调查问卷，一个面对面采访）以及更重要，研究结果性质上的不同。采用定量分析并使用调查问卷的研究者得出的研究结果能够回答诸如“有多少学生支持用一个笼统的视觉艺术专业（fine art）来取代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和“多少学生希望恢复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等数字就可以回答的问题。而选择定性分析并采访了一些学生的研究者所得出的结论则能够指出冷冰冰的数字背后的一些具体的思考。例如，某个受访的中国留学生可能会表示，ta认为“用一个笼统的视觉艺术专业（fine art）来取代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因为中国的美术学院在本科教育中至今依然严格恪守这些传统的专业划分，因此接触接触英国这种相对前卫大胆的教学体系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个拓展舒适区的机会。而一个受访的英国本国本科生可能会表示，ta更希望能够恢复绘画、雕塑、摄影等传统的专业划分。倒不是说ta希望学习古典技法，而是ta认为即便是学习当代艺术，从具体的材料和形式出发也能让对当代艺术的理论和逻辑不甚理解的小白们更容易上手。

最后，在这个例子的结尾，方法论的不同得出了偏重普遍性和偏重特殊性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结论，尽管两位研究者有着相同的研究问题以及相似的研究手段。

啰里吧嗦说了一堆，希望我说明白了吧。

可是，就算我真的从传统定义角度把研究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区别说清楚了，估计有人马上就会不解：“你的研究方法论不就是实践主导（Practice-led）吗？”怎么会无法回答“那么你的研究方法论是什么？”以及“在你这个方法论之下你又是如何组织你的研究方法的呢？”

是啊，我的方法论是实践主导（Practice-led）……可是实践主导（Practice-led）有哪些特点？这种方法论得出的研究结果又有哪些性质呢？

不同于已经成为学术圈常识的“定性研究产生的结论偏特殊性”和“定量研究产生的结论偏普遍性”，实践主导（Practice-led）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实在是太新了，新到它所生成的东西能不能被称为“知识”都还在争论之中；新到它在亚洲和北美都还没有被完全接纳进学术研究领域（芝加哥美术学院著名的James Elkins教授就写过相当多的文章质疑和否定实践主导型美术学博士）；新到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把研究方法论的“传统定义”套到它身上。

因此，无法回答我想象出来的“在你这个方法论之下你又是如何组织你的研究方法的呢？”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是我当时对实践主导（Practice-led）这一新型研究方法论的理解不够。众多“经典模式”的方法论（下图蓝色方框中的列举）已经在其于文、理、工、医等学科中通行的数百年间为“与哪些研究方法相连”和“生成的知识的性质”等问题做出了解答，而实践主导（Practice-led）则不同了，它没有现成的答案抄，没有现成的答案背。于是，在我的想象中，我面对那个问题只能彻底呆住，尴尬无比地傻站在台上只恨没有个地洞可钻。

细说“实践主导”：以霍克尼的研究为例

都博二了还没弄懂实践主导（Practice-led）究竟是什么，对，这就是我，但是我不觉得丢人。

两年多之后我终于写完论文，和博导商量布置答辩展览的问题时，博导说：“我见过太多人是用传统文科的方法论完成研究之后生搬硬套说自己的项目是实践主导（Practice-led）……但是你这个项目是货真价实的实践主导，所以答辩那个展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毕竟你的结论是从艺术实践（fine art practice）里得来的，而这些艺术实践生成的就是你要展出的作品。”

博导都说了嘛，很多人读完了都没弄明白实践主导（Practice-led）是个什么东西，我博二还没弄懂真不算丢人。

那么，这个折磨人的实践主导（Practice-led）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还是举个例子吧，大咖的例子，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的例子。

墨尔本大学的芭芭拉·博尔特教授（Barbara Bolt）在她的文章The Magic is in Handling中引述并分析了霍克尼在他2001年的著作《隐秘的知识：重新发现古典大师的失落技术》（我自己瞎翻译的，别照着这个名字搜中文版，英文原名是Secret Knowledge: Rediscovering the Lost Techniques of the Old Masters）中记录的他在1999年进行过的一次兼具启发性和争议性的实践主导研究。

那年1月，霍克尼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参观了安格尔的素描大展。作为当时英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至今依然是），拥有丰富肖像画经验的霍克尼惊异于安格尔素描的那种超乎寻常的精确度。尤其是，考虑到绝大多数展出的作品是安格尔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不大的尺寸上完成的，那种精确度更加显得不可思议。霍克尼于是猜测，安格尔也许是使用了某种类似摄影术中小孔成像那种光学手段来辅助了他的绘画。为了验证这种猜测，霍克尼为自己搭设了一个特殊的“光学画室”（很遗憾，博尔特教授的文章中并没有详细介绍那个画室的细节），而他在那个特殊的画室中借助光学手段确实完成了在极短的时间内画出高精确度肖像的任务。

霍克尼因而得出结论，古典大师们并非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天才”，他们之所以能画出那样匪夷所思的精确度是因为借助了光学手段。

尽管大胆刺激而且富有启发性，这一研究结论却也引起了英国艺术界对霍克尼很大的质疑甚至嘲讽。毕竟，这结论完全无法被证实，如此唐突古人，霍克尼也太大胆了些。

“这结论究竟有没有资格进入学术领域”不是我这蝼蚁能判断的。我想说的是，霍克尼的那次研究是一次极标准的实践主导研究。标准的研究问题，标准的研究方法，甚至，最终的争议也正是如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等学术大咖至今不愿意把实践主导研究视为学术研究的原因。

首先是研究问题。霍克尼研究的是“安格尔究竟是否借助了光学手段才达到了他绘画中的精确程度”，而这个研究问题的基础是霍克尼多年的绘画经验。如果不是一个肖像画经验丰富的画家，霍克尼很可能会像一个新手或外行那样，完全不会去怀疑安格尔的“天才”，对着作品膜拜一番便回家继续修炼自己的手艺去了。没记错的话，Nicky Bird博士在给我们上研究训练课时说：“从事实践主导研究（Practice-led Research）是因为你必须要从事实践主导研究，而不是图时髦愣往那上面靠。”霍克尼发现他的研究问题的过程就很精彩地诠释了Bird博士所说的“必要性”：我就是从我的实践中发现这个研究问题的，这个研究项目因此从根源上就脱离不开我的实践。

研究方法这个层面就更不用说了。如果霍克尼采取的是传统的文科研究方法，他大概率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奋力寻找安格尔等古典大师在绘画中使用了光学手段的证据。但是他采取了通过亲身实践这一假设来证实“以光学手段为辅助是可以达到绘画中的高精确度”这一猜测的研究方法。这一手段所生成的结论有其自身的无可辩驳性，博尔特教授就在阅读了霍克尼的文章后亲身实践了借助光学手段来进行肖像绘画，而她的结论同样是“画得更快更精准”。

只是，与大量文献所堆出来的结论相比，实践主导研究却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透明度”以及“可传播性”这两方面。传统的文科研究通过对文献的摘选、整理和组织得出结论，这样一来，但凡识字者理论上都可以直接接触到研究的论据并判断研究的结论是否能站住脚。而霍克尼的研究则并非如此，由于他的方法和结论难以在“熟练的画家”这一群体之外传播，他的那次研究就很典型地体现了实践主导研究的“低传播性”。更要命的是，即便是在“熟练的画家”这个团体之内也不存在统一的标准。画家之间在对绘画的理解以及自身的绘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巨大，霍克尼借助光学手段提高了肖像绘画的精确度是基于他自身的绘画习惯以及对绘画的理解。这一结论虽然被博尔特的实践成功复制，只不过，休说是一两个，哪怕是有上百个支持霍克尼的案例也很难说霍克尼的结论“具有知识的共性”，而这种“低共性”与“低传播性”的根源便是霍克尼的个人主观性（他自身的绘画习惯以及对绘画的理解），这也就说明了，实践主导研究是一种“低透明度”的研究。

也正是实践主导研究的“低透明度”、“低传播性”与“低共性”等特性使得它至今仍然没有在西欧和大洋洲之外得到学术界的积极认可。

最后几句

作为一种在研究概念、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之间建立联系，并决定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的种类、学科或学术地位、透明度和可传播性的方法论，实践主导（Practice-led）正在经受的争议估计在未来一二十年间都不会完全平息。我这区区几千字的文章不可能说清楚以它为指导、通过艺术实践所产生的结论能否被视为“知识”。“白底”公众号的掌门人诗磊兄叫我写写Methodology那我就写写Methodology，希望写出点东西了吧，写乱了的话列位看官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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