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家的艺术经历，包括他的人生经历都会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画家的一幅画如同树的一个横断切片，从这个年轮切片上，大致可以看出这树的经历。画之所以能引起他人的共鸣，就因为其中隐藏着这样的生命密码，当然，那些成批生产出来的艺术品就另当别论了。从艺术经历而言，我创作过版画必会在今日的油画作品中留下痕迹。这种现象并不罕见，我们不难从某个国画家或油画家的作品中看出他早年从事其他画种创作的痕迹，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每个画家又有自己不同的主观态度。有的画家可能会不屑于早年的从艺经历，他要洗心革面，做一个纯粹的油画家，而我则抱有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没有什么宏伟的抱负，既无明确目标也没有科学的规划和策略，只是喜欢画画，图一时之快，放笔画去，糊里糊涂走到今天这一步。至于属于什么画种或画派，其实与我无关，这是研究者的事。

　　我的经历比较多，读了五年半附中，又读了三年半工艺美术，后来醉心于版画创作，也不算正宗。我对于自己的“杂家”身世并不自惭形秽，反而泰然处之，我行我素，这样一来，到比较真实，画出了不同于别人只属于我自己的画。假若从我的油画中看出版画痕迹，或认为这些画有自己的“风格”，这一切只是我放之任之，自然流露的结果。

　　回想自己学艺经历，从进美院附中开始，就进入全盘西化的体系。其结果导致一个美术学院毕业的中国大学生大都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他们除了学会一种能在二维平面上制造出三维的幻觉效果的神奇技术之外，还在脑中填入了大量西方艺术图像信息，乃至以西方人认为的美为美，以西方人认为的好为好。

　　首先我在读书时心思就很活，虽然天天在画苏派素描，却留了一个心眼关注西方艺术，会刻意临摹印度阿旃陀壁画或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石刻。其次尽管那时不可能接触西方现代艺术，却还是能捕捉到一些零碎的信息，心向往之。这是因为西方现代艺术是从东方汲取力量而形成对写实再现反叛的。第三是因为我后来主要从事版画创作，刻黑白木刻。这个画种局限性很大，很难写实再现。附中毕业又去学了工艺美术，被老师逼到博物馆去临摹青铜器、彩陶纹样，研究蓝印花布和民间剪纸，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熏陶，慢慢地离开了写实再现的轨道。

　　后来，我带了这样一种顶礼膜拜的朝圣的心理到欧洲去留学。奇怪的是，西方人对我们的这种认识大不以为然。我的教授伏尔夫冈霍特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有什么可学的，中国传统艺术，才是你该研究的课题！”而不少外国学生居然在读《道德经》和《论语》。

　　欧洲人教会我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要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问题。要学会对现存的、大家司空见惯的、似乎正常不过的现象提出疑问。中国文化传统博大渊深，后人不去研究继承，却一头扑入洋人的怀抱，而且业已形成一种常规，岂不可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对中国文化的这些思考，偏偏是从洋人身上得来的启示。油画是一个外来画种，这个画种特别适宜于栩栩如生地再现对象，然而今日的油画主要已不再承担这种再现对象的任务了，为再现对象而形成的那套完美的技法语言系统，早已被西方现代诸流派的大师解构重组。如果说在经典写实油画语言体系中，伦勃朗或德拉克洛瓦，是无人超越的高峰，那么，脱离了经典写实这一轨道的油画语言，则是人人能加以利用的一种技巧或技法，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无高下之分。

　　有些画家作画是先有构想，要表现什么，用什么角度去表现，再画小构图，放大稿，按部就班完成。这是“有意栽花式”，我画画则是属于“无心插柳式”。面对一块画布，先任意涂上一些颜色，再“摸着石头过河”，一步步走下去，类似棋手下棋，充满变数，无法预知结局，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使画画过程变得十分有吸引力，妙趣横生。

　　下棋有下棋的法则，画画也有法则，这就是对立统一的原则。画面上不同的色彩如其中的冷暖、深谈、厚薄、形状的大小、方圆、长短、宽窄、曲直等多种元素，像一群桀骜不驯之徒，要想办法让他们和谐共处一室，谈何容易。当你涂上第一块颜色，再涂第二块，就要费心思了：涂什么颜色，涂在什么地方，涂成什么形状？好不容易将这两块“颜色”安排好，第三块一来，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弄的不好，连前面已经摆平的事又要推翻重来。

　　构成画面依据的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但如何具体运用这一规律，完全因人而异，画画毕竟不是做算术，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公式。有的人不知道，或不太知道画面效果的好坏，明明很好的地方却留不住改掉了；有的人不敏感，不知道两块颜色放在一起时，有一块颜色稍冷一些或暖一些就好了，他看不出来。从这方面的判断能力，可看出画家水平之高下。

　　还有更难的事，一幅各方面都安排得恰到好处，甚至从技法到技术都无可挑剔的画，不一定是好画。

　　画家在作画时，有时是忘乎所以，激情飞扬，有时却较为关注技术层面的事，细心收拾画面，这时候很容易掉入技术陷阱，把一幅画画死。没有激情，没有技术支撑，当然不行；但技术的事弄过了头，就会弄出“画命归天”的大事。有时忙了一天，自以为画好了一幅画，第二天一看，此画了无生气徒有躯壳而已，就像一个人气数已尽。活人和死人只差一口气，好画和差画也只差一口气。不少人常会把一幅各方面十分完美的“死画”误以为是精品力作，这是艺术家水平高下的一个分水岭。

　　有人把我的画归入意象一路，我以为离开写实再现未必就是进入意象。齐白石说的“似于不似”和西方的具象和抽象其实是两个概念，介于具象和抽象之间的现代画家很多，并非都能归入意象。我以为意象不仅是一个绘画流派，而是一种气质，一种人生理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习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平常淡然、超凡脱俗的气质，正是意象的根源，相反那些急于求成、幻想一夜成名、张牙舞爪、拳打脚踢的画家或可以进入西方的野兽派或抽象表现主义，却绝难进入中国的意象。

　　我曾在国外和西方艺术家一起工作过，我和他们之间在性格、脾气、气质、观念上有很大差异，由此而想到一个中国人的基因，是和中国的意象绘画有着内在关联的，假若顺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有可能自然地和意象渐行渐近。

　　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可以是一个全球人，无所谓什么民族身份，创作出很“西洋”的画来，亦无可非议。当然，他也可以十分“中国”，一任自己骨子里的民族基因自由流淌出来。我只是比较不赞成为了获得某种效应，故意打全球化或民族化的招牌，这有可能沦为浅薄的“作秀”。

作者：王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