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包括了大卫·法沃、Kimisa和萨尔瓦托雷·瓦塔伊尔的作品。他们都用摄影来向自我发问，探求自己的文化和自然身份，以及自己的过去、自己和历史的联系等等。他们以自传的方式，关注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仿佛穿越回无意识的过往，通过诗意梦幻的语言和对想象的叙述来填补意识和记忆的罅隙。

3岁的一个晚上，我听见门铃响了，紧接着行李箱轮子的滚动声和母亲的说话声从走廊传来，越来越清晰。我已经有四个月没见过她了。她在沙发上坐下，示意我过去。她扶起我的手，放在她手心里端详了一阵，问我，想不想跟她一起出门玩。我还没回过神，我们已经在一个中年男人家门口了。母亲介绍说，这是她儿时的小提琴老师。自那时起，这个男人也成为了我的小提琴老师。

我的童年记忆里，母亲所占的比重是有限的。我靠一些琐碎的线索尝试把我们的关系拉得更近。小提琴为其一。而我所知的关于她的生活，大多都来自她与姨妈电子邮件的字里行间。

我初中有一年半在国内与姨妈生活。姨妈会把我带到她的电脑面前，给我看母亲的邮件，让我在没有联网、用来练习打字的电脑上拟写我的回信，交由她修改，再与她的回复一并发送出去。

印象中母亲的信里言语很少，总是分享很多她在国外美好生活的照片。

她的缺失，使我不禁在脑内构建出一系列有她存在的片刻碎片来填补这种遗憾。这些碎片时而与现实平行，时而滑离轨道。

很长一段时间，我练习用的小提琴是我母亲曾经用过的。她一遍又一遍给我讲她离开我父亲的那一晚：她一手抱着我，一手提着琴，四姐（我的保姆姐姐）跟在她身后背着一包我们三人的衣物，“在路灯下我们相依为命”。这个画面一遍遍浮现在我脑海里，仿佛在寻找一个出口，要求我去表达。

我的童年年看上去是幸福的。或者说，我对我整个童年的记忆都是模糊的，像窒息在刚吹出泡泡的泡泡糖，带有体温，潮湿，甜腻。我被周围所有人的谎言保护着。母亲制造了一个不真实的优越生活把我笼罩起来。而这让我对痛苦有更立体的认识。

到了美国后，我看到了当初母亲来信的另一面，姨妈写给我母亲的邮件，它们戳破了幻景。我想起后来我在饭桌上把母亲与小提琴的故事讲给家人。大家相视一笑，告诉我那晚真正的情况。母亲带了一群年轻彝族小伙子，搬空了房子，而我父亲躲在墙角，一声也不不敢吭。

Kith and Kin拍摄的过程在我看来是在一点点搜集泡沫覆盖住的线索，挖掘我的过去，重新认识和排列我所经历的人和事。这也是一段探索我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承担并面对曾经那些视而不见的事实的修行。我从自身成长中采样，投映在与当时的自己年龄相符的Kira上，重构了这段现实与虚幻交融的旅程, 并仍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