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美行业被资源枯竭“无物可雕”困扰这个问题，应该分两个层面看，普通的原材料并不稀缺，稀缺的只是名贵材质，比如说家具中的紫檀、黄花梨等。下面以笔者熟知的制砚行业来谈这个问题。就砚石原材料而言，名砚中的老坑，因采石条件艰难，当地政府出于资源保护而禁采，以及藏家、石商的囤积，确实导致市场上流通的名品砚材越来越少，并造成它山之石伪冒品充斥市场。但是名砚中的“杂坑”石、普通地域性砚种的原材料并不稀缺，甚至“取之不尽”。所以，物以稀为贵，所谓的“无物可雕”只是针对珍稀原材料而言。

　　由于爆破采石以及各类机雕的运用，导致改革开放以来的砚台总产量超过历史上所有砚台产量的总和。在这巨量的新砚中，有相当比例是粗制滥造的名坑名品。有鉴于此，个人对于十几年前广东肇庆市政府封禁端石老坑的举措深表赞同，对名贵的、稀少的原材料，应该慎重地开采、科学地利用，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是，也有地方政府比较僵化，或说怠工懒政，简单粗暴地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对采石坑口一概封禁。这让一些砚种的艺人们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绝境。比如时下的沅州砚就面临这种情况。沅州砚产自湖南湘西芷江县明山，南宋初年宋高宗吴皇后之侄、书法家吴琚，就曾用这种石材制砚进献内廷。该种石材储量并不稀少，但当地政府出于保护芷江城区饮用水源的目的而禁止采石。水源关系民生，应该保护，但能否采用既保护水源又根据市场的需求，有限度地开采石材，使沅州石雕产业做到可持续的发展?名贵砚石是宝石的一种，像现在这样守着宝山饿死，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无作用，也不科学。我相信解决这个问题，在操作上并不是什么难题。

　　手工艺品原材料的价值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材质本身就很名贵，比如上品玉石、砚石等;一类材质很平凡，价值全靠工艺来体现，比如竹雕、漆艺等。就砚而言，这两种情况都有。端砚、歙砚等名坑石材名贵。澄泥砚以土烧制，材质凡常。今天藏砚群体对砚的价值取向也可以粗略分为四类：其一是唯材是求，注重石料是否名砚、名坑、名品;其二是唯名是求，注重作者的名气、头衔;其三是唯工是求，追求工艺精到;其四是综合考量，材、名、工总体权衡。个人认为，最后一类比较明智，前三类容易失之偏颇。比如追求工，工而不俗当然好，但不少人追求的往住是纪晓岚所批评过的“刻鸟镂花，弥工弥俗”;而追求名，世人皆知，当今浪得虚名的伪劣名家不在少数;而唯材是求，就更为复杂一些，一件工艺品，上材良工固然是尽善尽美，但也未必尽然，一味追求材质甚至可以说是种误区，因为工艺品与珠宝有一定的区别：工艺品，顾名思义，工和艺都很重要。特别是现当代，砚的实用价值基本已让位欣赏价值，工和艺的价值就显得更为突出。其实历史上的一些制砚名家，在取材上也并非刻意追求名坑名石。比如清中期著名书画家、制砚家高凤翰，一生制砚数百方，从文献记载和传世遗物看，高氏制砚也常取用山东淄石、驼矶石这种区域性名石，甚至不少是用江苏通州(今南通)、泰州宋代古城砖所刻。近现代著名砚雕家、仿生砚一代宗师陈端友，制砚取材也是如此。高凤翰、陈端友这些作品，虽然材质并非上乘，但艺术价值很高，拍卖市场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迄今为止，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全是“名人砚”，纯以材质胜出的似乎没有。

　　由此可见，从收藏角度以及艺术价值、商业价值而言，手工艺品原材料并不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明末清初广东砚学家陈子升说“砚无池如人无目(眼)”，说明了石料再好也只是半成品;换句话说，石料还需要雕刻成砚注入艺术价值、人文价值。

　　以笔者个人的心得，工艺为主，材质为辅，材质为我所用，所以制砚理念崇尚“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哲学概念，其基本精神之一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缘石赋形，因材施艺，利用石材的形、色、纹天然之美，赋于自己的艺术构思。所以，不管是名砚名坑石，还是别品杂坑石，只要石材本身能激发作者的创作灵感，便值得取用。

　　总而言之，造成今天工美行业“无物可雕”窘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形成的坑脉枯竭，有人为滥采滥刻所造成的原料紧张，有政策性的封禁等主客观原因。现状如此，工美界何以应对?个人意见，应开源和节流并举。开源——呼吁政府有关方面基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考虑，合理地、有限度地、有序地，解禁一些资源并不存在稀缺问题的地方传统工艺名产，比如前面所提及的湘西芷江沅州石砚之类。节流——工美艺人要珍惜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源，对于珍稀原材料应抱慎采慎刻的态度，采必实需，刻必精品，这样才能有效地保护原材料、科学地利用原材料。个人认为，这是每一个艺人应有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吴笠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