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仝 墨竹图

　　宋代文仝(与可)擅画竹，为苏轼表兄。苏东坡有《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其中最著名的一句“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耳熟能详的成语“胸有成竹”，即从苏轼此文中得来。又在苏门四学士中，亦见晁补之也有类似的句子，“与可画竹，胸中有成竹”。但大家还是把出处归于苏东坡，大约是因为苏髯更有名的缘故?

　　传世文献与画作之悖

　　文仝传世有《墨竹图》，绘秋窗竹影，所取方构图在宋院画中常见，但在文人画中却极少见。中国画史中，每以文仝为画竹之鼻祖，又言文、苏为文人士大夫绘画之体系创造者，其特征是“抒情以寄兴，状物以言志”，尤其是不拘泥于外形的准确，和画理的严密。愚少时学美术史，奉为真理信而不疑。但看看文仝的墨竹画，其实对竹的外形刻画倒是十分严谨的;完全不像后来的石涛、郑板桥、蒲作英、吴昌硕等等的挥洒如意。“成竹”之在胸，自是无异;但说他潇洒自如，不拘竹之外形，却未免有些故弄玄虚、言过其实了。

　　文仝画竹，所取态度非常专业，观察竹子极其仔细。但凡观察仔细者必有细密精详的表现。目下传世的《墨竹图》，即是这一路数。但这观察细密和传世作品给我们后人的印象，却与苏东坡的描述大相径庭。且看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的文字描述：“执笔熟视”(当然是视白纸)，“乃见其欲画者”(在白纸上仿佛有竹影摇动)，“急起从之”(跟进速度很快)，“振笔直遂”(一挥而成)，“如兔起鹘落”(迅疾之甚)，“少纵则逝矣!”

　　这样的场面表情，分明是泼墨挥洒、一泻千里的生动活泼的音容相貌，岂是工细缜密的今传文仝《墨竹图》所可仿佛?所以，把文仝推为文人画之祖师，以他与苏轼作为开创者，显然与我们对中国绘画史形式笔墨变迁的基本认识大相径庭。

　　文人画的最明显标准，第一是水墨写意逸笔草草，抒写心中逸气，而与工笔重彩状物摹形随类赋彩不同。第二是讲诗情，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文学尤其是诗介入绘画，这是中国画不同于西洋画、宋元以后以花鸟山水画的文人水墨画掩盖晋唐工笔人物画的最大分水岭。第三是讲“传神”：“作画求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诗)。古代画论有“形”“神”之争;但到最高境界，一定是“传神阿堵”、“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从魏晋到宋代，“传神”理论一直是中国画论中最核心的部分。以此三者论，文仝的贡献主要是在后两者。画梅竹，用墨不用色，讲诗境，文仝有之;而“传神”之喻，相传文仝家中遍植各种竹子，春夏秋冬，雨雪晴风，不同天气不同时辰的竹的形象，长短粗细，抑扬动静，均作细致入微的观察，可谓传竹之“神”。但唯有最“物质”最可视的第一条，即形式笔墨技巧，显然不符。

　　文人画的最初代

　　我想站在绘画史立场上看文仝与文人画，和站在鉴定收藏史立场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在绘画史上，文人画有一个萌生、发育、成熟的过程。文仝成为文人画最初始的第一代，还处于刚刚萌生、形式与技法则属于试探和模棱两可的幼稚时期。但理念、精神、意识则开始有明显的位移，在审美上有一些新拓展新倾向。文仝、苏轼、米芾甚至赵孟頫时代都是这一状态。但南宋的米友仁、梁楷、扬补之等人已露端倪。到了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再到青藤白阳，才开始真正进入到发育成熟的文人画时代，形式与技巧，都有了一个完整的和谐呈现。

　　立足于鉴定收藏史的看法，则与绘画史不同。鉴定收藏只针对作品这个物质存在，是“样式(形式)”第一;不考虑作家和观念思想。于是，文仝是个大画家，诗书画俱佳，这是一流的文人画家的知识结构。他又与苏轼交好，引为同道，这个圈子也非常“文人”。但他传世的《墨竹图》却仍是关注竹子本身的形貌，未能“逸气”耳。

　　苏轼有诗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以此喻文仝的用志不纷，痴迷“墨君”(文仝喻竹语)。还比拟为当世庄子，可见两人亲谊之外又加上知交之厚，默契自非庸常可见。文仝自取斋号曰“墨君堂”，苏轼为文仝还专撰有《墨君堂记》。北宋文人士夫之雅，亦见于此：竹子明明是绿色，所谓“翠竹”是也;文人性喜谑，翠色何以成“墨”之黑?又何以植物拟人称“君”?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陈振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