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辽“卞庄刺虎”挂镜的社会背景浅析

朱军强 唐就水

2019年底，唐就水（网名）先生于东北地区得到了一品挂镜，此镜背面阴刻有纹饰，非常独特（图1）。

图1

此镜背面阴刻纹饰中央为一披甲武士，左手执弓，右手握剑，侧脸正身站立在中央；纹饰下方有连绵起伏的山岳；两侧分别有一棵耸立的大树，树下分卧两只匍匐的老虎向着武士。此镜虽然纹饰稚拙，但图案清晰，内容少见，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值得深究！

镜中武士头戴尖顶头盔，身披铠甲，前胸嵌有一护心镜，披甲下端的双足，被及脚的缚绔所盖。此形象与南北朝-唐代的武士形象相近（图2-图5 ）。由于此镜为挂镜，挂镜在宋辽时期比较流行，而此镜铜质与宋辽以后铜镜也相类，含锡量降低，含铅、锌量增高，不似唐镜泛银白色的高锡青铜。因此，综合铜镜形制铜质，以及纹饰武士形象，可以认为此镜或为与唐代比较接近的宋辽时期之物。

图2

图3

图4

图5

虎，勇猛、威严、危险性，古人对之即崇拜又畏惧。《周易正义》中提到“云从龙，虎从风”，将天上的龙和地上的虎相提并论，被古人视为神明与权力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龙逐渐成为君王权力象征，虎则隐入民间，成为传说中的故事形象和民俗中的保护神。但由于老虎会伤人吃人，自古虎患不断，虎食人伤人的事件也不绝如缕。《庄子外篇·达生》中记载：“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礼记·檀弓下》中记载：“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又《韩非子》引《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说明早在先秦就有一些关于虎吃人的记载，但这样的记载不多，虎并未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生产。因为虎能食野猪，起到保护庄稼的作用，《礼记·郊特性》曰：“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虎也是人们祭祀的重要对象之一。

进入唐宋，虎食人伤人的事件增多，根本原因在于从唐代开始，人口增加，“四海无闲田”，大量砍伐林木开垦耕地，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四记载，由于大量砍伐松林用于燃烧，制造墨汁等，“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大半皆童矣”。虎被迫开始接近人类城市村落，人虎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老虎的习性甚至因此而改变。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记载：“岭右顷俗淳物贱。吾以靖康岁丙午迁博白。时虎未始伤人，村落间独窃人家羊豕，虽妇人小儿见则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过墟井，系马民舍篱下。虎来瞰篱，客为惧。民曰：‘此何足畏。’从篱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视虎，犹犬然尔。十年之后，北方流寓者日益众，风声日益变，加百物涌贵，而虎浸伤人。今则与内地勿殊，啖人略不遗毛发。”

人类对于山林的开发，是对虎生存环境的大规模破坏，这种对虎的威胁是看不见的，而人杀虎搏虎则被视为一种英雄事迹，为人倍加弘扬、世代赞誉。西汉刘向《列士传》曰：“秦召公子无忌，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诗。秦王大怒，将朱亥着虎圈中。亥瞋目视虎，眦裂，血出溅虎，虎终不敢动。”这则记载中人虎虽未相斗，但足以令人血沸，顿生豪气。除以上记载外，还有很多人制虎的文献，大略可分为射虎、搏虎等，其中以射虎居多。

关于射虎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出现，《华阳洞志》中就有秦昭襄是巴蜀夷人射白虎之事，但征引最多的还是“射石没羽”的故事。据清代赵翼《陔馀丛考》记载，射石没羽有四人，《吕氏春秋》：养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饮羽。《韩诗外传》：楚熊渠子夜行，见石，以为伏虎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乃知其为石也。《史记》：李广为北平太守，尝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也，射之，中石没矢，视之石也。他日再射，终不入矣。《北史》：李远出猎，有石在丛薄中，疑为伏虎，射之，镞入寸余，视之乃石。

传北宋画家李公麟画作《卞庄刺虎图卷》局部

除此之外，北方民族多善骑射，射虎成为一种必要的生存手段，明谢肇淛《五杂俎》曰：“胡人射虎，惟以二壮士彀弓两头射之。射虎，逆毛则入，顺毛则不入。前者引马走避，而后者射之，虎回则后者复然，虎虽多，可立尽也。”

由于“射虎”的传奇色彩，在唐代射虎之事多入诗，如唐代王建便有《射虎行》：

“自去射虎得虎归，官差射虎得虎迟。独行以死当虎命，两人同疑终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绿苗成道径。远立不敢污箭镞，闻死还来分虎内。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杀恐畏终身闲。”

王维《老将行》：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将射虎英雄的健康成长与日后的战功卓著构成某种必然的精神气质联系“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吴军。奠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对于勇士射虎斗虎的相关咏叹，成为寄寓壮志的一种方式，在对意气风发的射虎英雄表达钦佩感叹之时，也表现出人们对功名事业的渴望与慷慨豪迈情怀。

除了射虎之外，人也使用其他武器杀虎。如《搜神记》曰：“虎方至……其人以刀当腰斫断之。”又如《后魏书》曰：“宋大千……见虎在高崖上，大千持槊直前刺之，应手而死。”又如宋黄休复《茅亭客话》曰：“李吹口……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馀，饮之。”

此镜阴刻纹饰中，持弓握剑的武士伫立中央C位，而两只老虎俟卧两旁，突出了武士的英雄气概。所以，此镜从广义上来看，其纹饰符合唐宋辽时期，人们对于射虎、博虎的豪迈行为的崇拜！

图6

图7

以上通过文献记载分析了此镜纹饰的历史背景。而在铜镜纹饰中，博虎题材相当少见，但最著名的就是金村出土的金银错铜镜有狩猎纹镜（图6、图7）。该镜镜背右侧是一武士，头戴插两根羽毛的鹖冠，身披甲，左手执缰，右手持剑，蹲在披甲的战马上，正向一只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斑纹。第二组为二兽相斗图，第三组是一只蹲立于扁叶之上、展翅欲飞的凤鸟。三组纹饰皆嵌以金银丝。金黄色卷缘，大部分被覆以绿锈。在镜钮、钮座、凹面宽带、镜缘等处均残存鎏金。镜面用含锡量高的白色青铜制成，与镜背成分不同，成为珍贵的复合镜。直径17.5厘米，现藏日本永青文库。

沈从文在《唐宋铜镜》中批注说，“此镜为唯一有战国戴鹖尾冠骑士镜纹”。鹖冠，即古代武士戴的插有鹖羽的冠。《文选》卷三张衡《东京赋》：“虎夫戴鹖。”李善注：“应劭曰：……鹖，鸷鸟也，斗至死乃止。令武士戴之，取猛也。司马彪的《续汉书》载：“虎贲（武）骑皆鹖冠。”由此看来，让武士戴鹖尾冠是为了激励他们勇猛作战。

对于这面铜镜上的骑士搏虎图，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霍宏伟先生认为可能反映的是“卞庄刺虎”的典故。《史记·张仪列传》：

“卞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若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然之，立须之。有顷，旋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

卞庄子是鲁国著名的勇士，《韩诗外传》卷十记载，卞庄子是个孝子，他的母亲在世时，他随军作战，三战三败，朋友看不起他，国君羞辱他。及其母死三年，鲁国兴师伐齐，他请求从战，三战三获敌人甲首，以雪昔日败北之耻，最后又冲杀七十人而告阵亡。刘向新序也记载其事。

图8

图9

图10

金村铜镜中，武士仅与一虎相格，若为卞庄刺虎典故，也能说得通。而观此挂镜纹饰，武士左手持剑，旁边有两虎，比较符合卞庄刺虎典故中两虎相斗之场景。另外，宋辽之际，卞庄刺虎的典故在社会中也广为流传，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旧传北宋画家李公麟画作《卞庄刺虎图卷》（图8-10）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情景。因此，此镜纹饰很有可能就是“卞庄刺虎”的典故。

由此可见，在唐宋时期人们对于射虎、搏虎的英雄勇猛行为心驰神往、崇拜不已，这种题材在铜镜中虽然罕有出现，但其社会背景还是非常突出的。此镜中的纹饰，虽然古朴稚拙，但其反映的卞庄刺虎典故背后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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