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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谈及王世襄先生（1914-2009），大多必称其为大收藏家、大玩家、大专家、大美食家等等，但其实王世襄先生还是一个名不彰显的美术史家。他有一本六十万字的“未定稿”巨著《中国画论研究》，知道此书的人或许不少，但真正通读和研究过的人恐怕不多。1941年6月，王先生在历经了三年的潜心研读和写作之后，终于完成了约二十七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中的先秦至宋代部分，并因此获得了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1934年，二十岁的王世襄遵父之命，经过考试进入美国教会创办的燕京大学“医预科”，准备将来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但当时的王世襄在北平的民俗玩界中已经颇有名气，是一个典型的“少年玩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纨绔子弟或官宦公子。调鹰驯犬，养虫赛鸽，是他人生最爱，而且极具此道天赋。大学读书对他犹如儿戏一般，逃课旷课几是家常便饭。所以在两年下来，主课中的数、理、化三门始终是“红灯高挂”。根据燕京大学当时的校规，他要么自动退学，要么转学其他系科。燕京大学当年一个大学生的每年学费是160银圆，而当时北平一个中学教师的年薪也仅为120银圆，“自动退学”岂非是“人财两空”和“有辱门风”？所以，王世襄就无奈转到了国文系就读。凭借着家学渊源和自身天赋，真可谓游刃有余。他在继续尽情玩乐的同时，还在1938年夏天顺利拿到了本科文凭。又在同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但他研读的主攻方向始终模糊不清。因为像王世襄这种官宦家庭出身的“公子哥儿”，再好的文凭也不过是一张“镀金名片”而已，而绝非是将来以此谋生的“入场证”。

但是，在1939年春，王世襄的慈母、著名女画家金章女士（1884-1939）因高血压而突然辞世。此事对他的心灵震动极大，由此改变了他的玩乐人生。他深悔自己少不更事，有负母恩，遂下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王先生后来曾经一再对人说过：“我从幼年一直玩到大学毕业，考进燕京研究院后，该年春母亲突然逝世，对我极大震撼。从此坚决悔改，认真学习、工作，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转变，终生恪守，直到衰老。”他开始将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定为《中国画论研究》，得到学校方面的认可，并因此还获得美术专业的奖学金。他在1940年，用英文发表了第一篇美术史研究论文：《关于姚最〈续画品论〉中的一个错字》，初显他在美术史方面的学术造诣。从此王世襄躲进了书斋和图书馆里，不论春夏秋冬，闭门读书，埋首研究。

1941年6月，王世襄以二十七万字的《中国画论研究》（先秦到宋代部分），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获得硕士学位。燕京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委员会，曾经考虑推荐王世襄到哈佛大学攻读美术史博士。但被著名的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洪煨莲先生（1893-1980）所否决，这是王世襄早年“太贪玩”的名声所致。虽然他资质不差，但今后如何，是个未知数，而燕京大学“决不能把有限的名额押在未知数上”。王世襄因此与美术史研究擦肩而过，这也是一次可能改变他将来人生轨迹的重要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京大学被日本军队占领，学校因此关闭。在1942年至1943年的两年时间里，王世襄利用自己家中的藏书和外购的图书，继续撰写《中国画论研究》的元代到清末部分的章节，在历经五载之后，终于在1941春左右，完成了约六十万字的初稿。这也是中国美术史学界第一部关于画论研究的“通史”巨著，说它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轫之著，也应该并不为过。因为被称为现代中国美术史学奠基人的滕固先生（1901-1941），也仅只完成了一部《唐宋画论考》的博士论文（1935年）。

“画论”一般包括绘画的技法、理论和品鉴等内容，它是中国古代绘画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文本载体之一。关于此方面的历代书籍和史料，可以说是充栋盈屋，难以穷尽。王世襄在撰写《中国画论研究》时，几乎将当时他所能够阅读到的有关书籍都浏览了一遍，对书中的中心内容进行了简略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是面面俱到，巨细无遗。但由于受当时客观条件和自身学识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所以《中国画论研究》一书，广博而不精深。他自己也深感到此书的不足：“论说罗列多于分析研究，未能揭示各个时期理论作法之发展，与画家画迹相印证，故自知欠缺尚多。”所以他当时未曾设想予以出版，而是与他的两位友人用毛笔共同抄录誊清，并用线装形式装订成册，希望以后再用两三年时间作较大的修订。他后来远赴重庆谋生，又将书稿晒蓝复制一套留存在北平家中。而将原稿随身携带，准备随时作增订删改。

1948年5月，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给了故宫博物院一个去美国和加拿大为时一年的学术考察名额。王世襄此时已经服务于故宫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1881-1955）遂决定派遣王世襄前往。一则王世襄毕业于燕京大学，在语言交流上绝无问题，另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在美、加两国公私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书画为主，而王世襄也绝对胜任。在同年的6月1日，王世襄离别了患肺结核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从上海搭乘“威尔逊号”轮船前往大洋彼岸。

王世襄在美国和加拿大考察期间，先后访问和参观了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堪萨斯、圣路易斯和加拿大多伦多等地著名的公私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他主要留意各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中收藏的中国文物，尤其注重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因为这是他的“强项”之一。在此期间，他见到了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和书画名迹，有时还对一些重要的作品做了笔记和拍摄照片。他还关注美、加两国博物馆和美术馆先进的陈列、库藏或保安设施，他为之留恋忘返和感触良多。另外，王世襄还见到了许多美国博物馆和美术馆方面负责中国文物的专家、学者，其中如李雪曼和史克门等人，后来都成为了美国美术史学界中研究中国美术史的一代名家，学术影响深远。

在1949年初，王世襄已经从美国报纸上大略知道了国内政局所发生的变化。但正当他准备动身回国时，美国两家著名的博物馆，以及几所大学的美术史系都拟聘请他留在美国从事研究或任教。其中有一所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刘予健任教的匹兹堡大学。但他后来对刘予健说：“我不可能留在美国，于公说我是国家派我出国考察的；于私说，我上有老下有老都在国内；再说，我未有丝毫留在美国的念头，祖国的一切，正百废待兴着呢！”在1949年7月离开美国时，美国海关对这批即将回国的中国人许诺：由于中国大陆已经易帜变色，在美华人，如果申请在美国的居留证或护照，即可优待办理。但当时绝大多数的爱国赤子，都对之嗤之以鼻。王世襄也再次与美术史的专业研究无缘，并因此再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后来的坎坷遭遇，令人鼻酸落泪，唏嘘不已。但人生就是如此的残酷和无奈，它必须让一个人为自己一时的选择而去承担终身的后果。

王世襄由美回国取道香港，再准备由香港乘船北上至天津。但海路由于战火的因素，他在香港等待了一个多月才成行，而达到北京时已是1949年8月中旬。王世襄在不久之后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这个任命也可能是马衡先生个人的决定。但是后来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令王世襄已经感到了“只叹梦想太匆匆”，他们这批原故宫博物院的留存人员必将被“边缘化”。但是他和马衡等人却绝对也没有想到，在他们已经没有了多少利用价值的同时，别说是正常的开展工作，就是性命也恐怕随时不保。但一切为时已晚，世上无处去买“后悔药”。1955年马衡先生郁郁而患癌症去世。王世襄从小就视马衡为“叔父”辈，而且马先生与他的父亲和几个舅舅均是好友。在王世襄四十岁之前的人生经历中，有三个人对他有知遇之恩，且没齿难忘。一个是朱启钤先生（1872-1964），一个是梁思成先生（1901-1972），一个就是马衡先生。

王世襄在回国后，曾想写一部《流美法书名画考》，详细叙述流散在北美地区中国古代书画的情况。但在“三反”运动时，他所拍摄的照片胶卷上交由故宫博物院保存，而后来竟都“遗失”无存。所以他只得根据印象和笔记撰写了《游美读画记》一文，并设法发表于世，也为这一年多的北美考察画上了一个难言完美的“句号”。1953年，王世襄因“莫须有”的罪名在看守所关押了十个月之后“取保释放”，随即被故宫博物院“开除公职”。他在大病初愈之后，接受了李元庆和杨荫浏（1899-1984）两先生之邀进入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1959年，王世襄曾自费油印了《画学汇编》一书，收入了他在此之前的多篇画学研究文章，主要是对明清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画论著作进行了校对、评点和注释。虽然未能公开出版，但实是他那难以忘怀的美术史研究情结的一个见证和小结。

在1955年，王世襄曾经将《中国画论研究》的书稿送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一则是想将这本凝聚了多年心血的著作流传于世，以供后学参考，二则是可能想以此换取一些稿酬而维持或改善生计。而当时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居然同意出版。但王世襄后来再三考虑，还是觉得此书应该再待好好修改再行问世，至为妥当。于是，他又与出版社商量，主动提出要求撤稿。令他以及当时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此书竟然在经过了六十年之后，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7月以六册本影印出版，王先生题签为“未定稿”。这可能是他一生的遗憾，而其中的坎坷遭遇，万言难尽。我们因此对所谓的“苦难是对人生的激励”的哲学产生了质疑，因为我们曾经漠视过，“苦难”会对一个人的身心带来无情的摧残，甚至毁灭。

从王世襄先生《中国画论研究》一书的坎坷经历来看，它其实也是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的人生缩影。当王世襄先生后来有条件可以对此书进行修订和增改的时候，他已经力不从心和无暇顾及了。《中国画论研究》虽然是一部“未定稿”，但堪称是王世襄先生所有著作中的一部“纪念碑”之作。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此书，也就没有后来的王世襄。”王先生虽然后来成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大鉴藏家、大玩家、大专家，但是如果他又是一个杰出的美术史家的话，那该又将是多么的“功德圆满”啊！但可惜人生是没有“如果”的，我们似乎也应该为之感到满足和庆幸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