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的收入

 晚清官场，凡是捐途出身的人，都要有一份同乡在职官员的保结，这种保结要缴纳一笔银子，才算完成手续。这笔钱按月结算，分发于本省在京官员，这每月分配的印结银便成为了一般京官的主要收入。这笔银子数量不少，据张德昌先生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统计，李慈铭最多时拿过三百八十六两余，最少时一百八十两。另外，张德昌先生还统计了李慈铭行走、候补、实授二十多年的京官生涯中，官职收入最少的一年，为同治四年，一百一十九两，最高的一年，为光绪五年三百八十六两余。按平均计算，行走其间每年官职收入一百七十五两，候补其间每年二百一十五两，实授其间每年三百九十七两。

以同治二年和光绪六年为例，李慈铭的官职收入分别是一百五十一点八两和三百五十点零九两，实际上的支出则为五百九十八点四两和七百五十六点零六两，收支差额甚大。事实上李慈铭居官二十余年并不是只此两年出现财政赤字，年年是个倒挂户。在李慈铭的经济生活中，另外两笔额外收入不可忽略，那就是润笔和馈赠。他有一则自订的墓志铭润格标准：“墓志铭、墓表、散文百廿金，知好减四十金，骈文百六十金”。关于馈赠，也与润笔相差无多。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凡有应酬文字常常请李代作，当然会以优厚的润笔。前后十余年，李在潘这里的收入不下万金，还不包括他在穷困时期向潘的借贷。

 赵柏田 《帝国的迷津》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