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oker 画中的人物，永远是表情呆滞，神色焦虑，动作僵直，眼大无光，忧郁病态。没有笑容，面色苍白，神经质。压力重重，绝对的孤独。

那些人物，在画中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生产出来的，有的则是大同小异。Tooker的画中缺乏个性的人物再现了福柯的语言，代表了一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

西方经济由资本积累开始，政治则始人的塑造。两大进程互动，人像机器那样，从里外被化验、组装、调试、充分利用。每个个体被完全地职业化和角色化。他的言行举止受到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约束和限定。人的个性在 “一体化” 的社会角色中被抹去。人与人的关系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控制下，个体的语言行为越来越具有强制性。在社会交往中，充满友谊和情感的语言交往日益困难，自然的 充 满温馨的话语日渐减少。说者要谨慎小心地说，听者要费尽心思去揣摸和猜测。人的语言成为一个巨大无比的陷阱，当资本主义对个体生存权的控制和剥夺已经渗透到了对其语言能力进行全面控制和剥夺的程度。社会个体也就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这也正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以语言为突破口，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反 省和批判的原因。

人需要一个空间，这是存在主义诞生的根源。又由于“外部的世界”力量过于强大，个体的抵抗力量极为微弱。韦伯把现代机构比作一个铁笼，它隔绝自然，压抑人性，扭曲人的情感行为，改变其思想方式。现代机构虽由人发明，可它 一旦成熟，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就是说，它会变成主人，让人对它俯首帖耳，惟命是从，直至沦为它的附属品、零部件。即由暴力压迫，转向心灵驯服。

几个世纪来，权力被看作垂直轴上的顶点, 这种传统权力模式在福柯的著作中遭到强烈挑战。他非常简明地指出的，“在政治思想和政治分析中，我们还没有砍掉国王的头。”福柯说，由于仍然依赖早已落伍 的权力概念，仍然不理会现代社会中权力的流动特征，人的科学无法辨别阴险的“生物权力”（biopower），公共机构用来管理和约束个人行为。

福柯问到，如果我们把权力看作在水平轴上来运作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传统上把权力看作从上到下的统治权，这是否导致我们错误地确定权力的真正范围呢？如 果权力本质上是生产性的，而不是负面的压抑性的呢? 福柯试图表现现代“臣民”屈服妥协的源头。所谓的“臣民”不过是“监狱社会”（carceralsociety）中流出来的东西。从童年时代开始，臣民就接触或者被灌输标签“正确的”的东西：无所不在，精心设计的行为规范。

福柯大胆的颠倒了平民自由不断增加的“社会进步”概念。 也就是说，用福柯的视角来观察，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的胜利实际上产生了社会控制的更有效机制。福柯大胆的观点正面挑战了关于思想解放的标准。传统上认 为知识让人获得自由，实际上只不过让人陷入无所不在的“生物权力”的大网中不能自拔。著名的福柯术语“权力/知识”（power/knowledge）说明不含价值判断的知识根本就是幻觉。相反，知识永远意味着权力关系的维持, 再创造, 支撑和强化。而且，在福柯看来，启蒙运动推动的人文科学是罪魁祸首。它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提供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所需要的数据。将公民变成 合作的“顺民’。

因此福柯说: “人生的真正目标，不是寻求时时约束我们自己的 ‘真理’、‘权力’和‘道德’，也不是盲目地依据传统的主体论而将自身改造成为知识、权力和道德的主体；而是使自己成为自身的主人。”“价值” 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尺度，也不具备绝对的真理。怀疑一切可疑的定义和价值观。质疑，是人的权利。任何质疑都不为过。通过这样的方式，将一切被强加于身的重新逼出体外。思想就会轻松，视野会无边无际。

1996 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47年到1968年，美国家庭的贫富差距在逐步缩小，也就是变得更为平等，而自1968年以后至今，贫富差距便逐渐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加剧了。以60年代末为转折点，战后历史的两个阶段分别印证了罗尔斯“正义理论”和诺奇克“权利理论”的历史相关性。然而，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变化趋向似乎更符合诺奇克的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证明诺奇克的理论比罗尔斯的理论更为正确？ 显然不是，而是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对诺奇克和罗尔斯都有效的“效率约束”。“效率约束”是指：当某种理论坚持某种价值的优先性（如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将其体现为某种社会制度的时候，效率对这种价值的优先性构成了一种限制，即资本效率的降低是不可接受 的。

对价值原则的坚持可能对效率造成伤害，但这种伤害不能严重到某种程度。这种对政治价值的“效率约束”基于两个理由。第一，现代社会面对着不断提高生活水准的持续压力，而从长程历史看，提高生活水准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效率。第二，经济体系的世界化将每个国家都拖入全球竞争之中，而效率对保持强大竞争力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效率时时刻刻都对价值原则进行着制约。但“效率约束”的强度是可变的。在50—60年代，美国在全世界遥遥领先，“效 率约束”相对较弱。 7 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的差距逐渐缩小，“效率约束”的作用对美国也就越来越大。只有在“效率约束”这一机制的背景下，美 国社会70—90年代的变化以及诺奇克版本的自由主义流行才是可理解的。

无论是正义理论还是权利理论只能陷入这样的意识形态处境：它既没有得到它所追求的“合理证明”，它也无法逃脱“效率的约束”。 因为资本的利润不服从任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