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活了这么多年，四十来岁了，仍然忘不了当知青时的一次杀猪。

　　猪很肥，将近三百斤，力气很大。四个人，一人按着一条猪腿。

　　猪在嚎叫，我们也觉得很吃力。杀猪手操一把锋利的长刀，先是颇为温柔地摸摸猪的心窝，然后——那动作之快之猛之准确，着实让我大吃一惊——嗖的一声，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一股血扑地喷涌出来，射向地上一只准备好的脸盆里。刹时，猪就变成软绵绵的了。

　　那天晚上的猪肉，味道很特别，人类也是肉食动物。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概念。

　　李占洋是不是也这样看呢？他那《残忍的记忆》让我的记忆鲜明了。我觉得自己就是这样走在生活的道路上，窥视着路旁的每一所房间。门被拆了下来，房里头的卿卿我我其实颇为单调，但充满了柔情。男人仔细地抚摸着他那光溜的女人，而且还要照镜子。女的说：“看，这里又肥了，肉垂了下来。”男的说：“我喜欢，没有肉那不成衣架。衣架就是骨头。”可女人对于肥胖的恐惧是世界性的话题，所以她宁愿是衣架也不愿身上的哪一块垂下来。喜欢苗条就像男人喜欢夸耀自己的性能力一样，是我们生活的空气，飘忽着，淋散着。

　　没有雕塑，或者说，没有神圣的、富有张力的、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文艺复兴的雕塑是一种什么东西？米氏可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在佛罗伦萨陷入危机时的无耻的逃兵。罗曼·罗兰说：“我们应该可怜他原谅他，因为他是个有缺陷的天才。”我讨厌罗曼·罗兰的说法，这个十九世纪的伪君子。李占洋当然也有缺陷，就像我也有缺陷一样。他内心喜欢昆斯，却害怕昆斯的“性”主题。对箱笼间的民间木雕有兴趣，只是无法俗到民间木雕那种程度。着迷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却不够放肆地重现世俗生活场景。恍眼瞧着街边的景象，用许多名词把自己伪装起来。艺术批评真不是个东西。

　　刀子一捅进去，血就会喷涌出来。血足热的。冬天，在农村的日子里我看见农民孩子没有鞋子穿，他们瑟瑟缩缩地跟在水牛后面，牛一拉大便，孩子就把脚插进温热的粪堆里。不过我没有把手冲进新鲜的猪血中。没有必要。啊，生活！像杀猪一样难忘的生活！

　　脚插进大便中，是因为太冷了。我又想起我读小学的事。那时我们也居然要去农村分校，集合起来去行军，经过一个粪池，我们都觉得奇奥。突然，那个有一对大眼睛的女同学居然滑了进去，她就那么消失在粪坑里。老师把她拉起来的时候，她完全吓傻了，连哭都不会。然后，老师把她弄去洗澡换衣服。这是我第一次在想女人洗澡和换衣服的事，想得很累很累，因为想不出什么细节，就想着“女人洗澡换衣服”这么几个字。怪事。

　　生活就是这样。本来就没有什么艺术，尤其没有被十九世纪浸泡过的“艺术”。

　　李占洋的放肆当然是有所本的。这年头有谁能搞什么“创作”？连我写这篇文章的方式也是有所本。罗兰·巴特说，要有一种独立的文本存在，于是我就想着他那独立的文本，边想边写了这篇文章，还不时地瞄一眼李占洋的作品的印刷品。几年前我说过：源于生活，低于生活。这句话其实是徐坦说的。我想说的意思是：源于生活，等于生活。

　　谁也忘不了那些简单的遭遇。第一次和谁一起杀猪，见到的第一个死人，和女人的第一次。别人说你挺有名的，所以就获得了第一次的欢呼，突然，有人告诉你，你是个傻×，然后就无话可说了。李占洋的作品，其实是西方趣味，用西方去做中国的生活，做得颇为时髦。“现在的生活不也很西方化吗？”杀猪的事，根本就不可能忘掉。

作者：杨小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