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雕塑家李占洋的艺术创作中，关于“性”这方面的题材显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从我对他创作的整体把握，我认为，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据日常观察创作的“场景雕塑”。这类作品人物众多，带有强烈逼人的市井气，如《山城夜色》、《大丽都》、《南山饭庄》等等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另一类则是他对于历史和民间故事的重新解读，此类作品人物相对要少一些，焦距却更集中，比较突出的有《金瓶梅》、《武松杀嫂》、《唐僧与妖精》等等。但无论是在前者中，还是在后者中，艺术家都以十分调侃与诙谐的方式大胆挑战了传统的禁忌。事实上，这不仅使传统艺术中的缺席者——身体与“性欲”——转而成为了作品中的主角，也从更新的角度启发着观众去反思身与心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等。有一点可以肯定，即这是传统艺术作品所难以办得到的。

　　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与近世极“左”的政治文化，人们不仅将“性欲”与“邪恶”简单地划上了等号，而且制定了很多惩罚性的措施，所以国人历来是谈“性”色变。久而久之，也带来了“性压抑”与“身体压抑”的问题。对于其危害性，我们以往的文化向来是避而不谈的;因为在传统的“禁欲主义”观点看来，“性欲”与肉身是有罪的，大恶不赦，必须加以大力限制。不过，按照一些西方理论家的说法，这恰恰是逻各斯(理性)主义对感性肉身的压抑，结果使人成了非人。作为一个现代人，就要伸张感性肉身的合理要求以反抗逻各斯主义的压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物质生活的大幅提高与大众文化的日益普及，加上西方有关“性”理论与“身体”理论的传入和影响，如萨德关于“肉身享乐”的说法、弗洛伊德关于“利比多”情节的论述、布迪厄关于“身体”视域的深度分析等等，国人的“性”意识终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这就在很大程度导致了一道全新文化景观在全国城乡出现。按我的理解，李占洋的作品正是在上述文化背景上展开的。一方面有力地揭示了人们对于“历史性压抑”的过度反抗，显示出矫枉过正的迹象;另一方面，也深刻揭示了消费社会欲望横流的现象。于是，人成为了欲望的对象，肉体也取代了灵魂。尽管其未必正常，但却明确提示了问题的存在与严重性，值得整个社会的重视。此外，人们还可以从中体会到一部分人对于现实压抑与困境的特殊逃避方式。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决不认为艺术家李占洋在前一类作品中对“现实”的表现，是出于他“不带成见”和“纯净无染”的观察。恰恰相反，他观察或表现的所谓事实，其实是受具体思想观念影响、选择、和整理的结果。否则，他绝对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应该说，同样的道理也明显体现在了李占洋对一系列历史与民间故事的再创作中。在这些作品里面，既有他对传统“禁欲文化”的彻底颠覆与解构，更有他从现实角度对历史的深度关照。如果我们仔细加以体会，并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举例言之，在作品《武松杀嫂》中，李占洋就一改传统细节，通过设计武松在杀潘金莲之前亲吻她酥胸的动作，暗示了复杂人性的存在;而在作品《金瓶梅》中，他则以现代人——他本人与侏儒观看古代人——西门庆与潘金莲做爱的情节，暗示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的紧密关联性，因这类作品甚多，在此不赘。

　　至于在艺术的表现上，我认为，为了有力挑战传统的“禁欲主义”，李占洋故意突出的是肉感、刺激、艳俗与暴露，这也使他规避了古典艺术强调典雅、文气、端庄的艺术趣味与相关手法。很明显，也正是通过对中国民间艺术与杰夫昆斯等西方艺术大师手法的借鉴、融合与改造，他才得以形成个人独特的艺术面貌。因此，理解李占洋的艺术一定要将他的艺术观念与艺术风格结合起来考虑。否则，我们肯定难以得其要领。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对于艺术家李占洋而言，使用近似于漫画的调侃手法，并不是出于纯粹形式上的考虑，而是出于观念表达的需要。也只有在一个十分主观的艺术框架内，艺术家才能自如地处理他的题材。这一点，人们只要比较一下相关现实与作品的区别之所在，是很容易理解的。

2008年12月2日于深圳美术馆

作者：鲁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