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角度考察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会发现有个值得注意的倾向：许多艺术家始终执著于艺术对“现实”直接的投射，相信现代性能够洞察生活的真相和现实本身，于是艺术的作用自然成为对历史对现实趋向的反映。这与中国现代性历史面对的社会危机紧密相连，是中国的历史必然和中国现代性的特点之一。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中国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为中国前卫艺术提供了可利用的充沛资源，根植于现世的奇景异观也是构成其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之一。

　　在我看来，李占洋以往的雕塑创作更多的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利用中国民间民俗、乃至红色经典的图像资源，在复制与挪用中进行替换、篡改、抽离和戏仿的反讽，具有市井后现代的意味。他不仅是塑造者，是作品中的“我”，还是一种他理解和判断的社会现实的象征与隐喻，并在“处理与被处理”的关系中，将几种图像予以纠缠与拼合，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视觉张力。使这些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所提供的标准变得短暂而不可靠，也在忍俊不禁的亵渎、滑稽与荒诞、幽默中，体会出犯忌的快感而更耐人寻味。

　　对当代文化境遇以及在这种处境中的个人生存的思考和敏锐，将导致对旧有艺术形式在方法论上的改造，而艺术家需要的是用一种规定为“艺术”的方法和话语来体现这种思想观念。

　　最近，李占洋创作了一件新的作品，题为《梦》。这件装置新作是通过现成品和雕塑来构成和给予呈现的。他在支援重庆边远山区龙潭镇美术教育时，收集了30多位小学生的旧书包，吊装在半空之中，其间倒立穿插着锋利的不锈钢锻造的刀状物，悬置在他以9岁女儿为模特的写实雕塑上空，而围绕在女孩儿雕塑周围的，则是铺陈于地面重达2吨的各种各样作业本本、考试试卷。在灯光的映照与反射下，形成了一种逼仄的冲突，沉重的壁垒和危险的现场境遇。这次李占洋的工作方式有所改变，他是根据中国教育系统的现实问题和切身的生活体验，即有选择地利用现成品的形、功能和象征的寓意，装置了一种直接的、具有明确现实针对性的新作品，以此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下社会教育现状的思考、质疑与批判，并且提示出一种作为学生家长都认同的教育问题意识的忧患与警觉。李占洋说“面对太多的感慨，我有感而发，创作了作品《梦》，以向当今的现状发问：我们的梦想必须这样去实现吗，我们实现了吗?”（见李占洋自述《梦》）。

　　艺术中界定的所谓真实性理应是把现实的生存欲求呈现出来，从而完成艺术家对现实各种混合状态的思考。但因为避讳种种，以往称为现实主义的艺术是很少能表述出生动无比的复杂生存本相的。而今用当代艺术的手法来进行的现实阐述，表达出了人们说不出的人生况味，并给予世人以文化上的提示，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反拨与共鸣。这种情感力量来自于艺术家对现实的真诚态度、敏锐的洞察力和智性品质，对现实生存欲求不作粉饰，不事媚俗，如实地对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弊端、疮疤及一切虚伪的嘴脸尽力做毫不忌讳的揭示。通过他的创作，以及对现实问题意识的介入和处理，表现出了一种追求的焦虑，一种来自自身的处境和状态的切近和逼人的视觉张力，而体现的是一种悲情的力量。不过这种悲情已不再延伸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而是潜植于现实日常生存的局部细节之处，带着救赎意味和体恤的情怀，象征与隐喻出中国在现代性历史进程中的潜在冲突。这乃是对当下中国状态的具有某种戏剧性的表现，所以，可以说李占洋的艺术和这件作品在有意识地为我们的时代描绘了他自己的体验和见证。

　　梦想与现实的反差巨大，形成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李占洋只能以艺术的方式转化为他的质疑、诉求，甚至在妄想里获得一丝的慰藉。抑或只是对巨大现实的一种所谓的艺术方式的微小抵抗。尽管如此，这种从自身的文化情境出发，紧密地贴近现实欲求的创作方式，应该是反省现实对于未来的责任，也是作为一位纯粹意义上的艺术家应当承担的义务。

2012.1.23

作者：冯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