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转型，如同攻克坚固的堡垒，艰难而漫长。水墨画因受生长空间和民族文化属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更是如此。

　　19世纪末期，国人在寻求变革图强的救国之策时，开启了水墨画的维新之路。至改革开放前的一百多年里，虽呈现出一些水墨画的新样态，却寥若晨星。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呈现出与传统图式迥异的多样态水墨画，成为中国现代绘画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现代水墨画在其初露峥嵘和成长的过程中，其根本性——“中国化”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这些年来关于现代水墨画维新的方案和理论层出不穷，新样态也已然显现，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是，其无论是价值观还是方法论皆未摆脱对西方的依赖。理论家和画家不约而同地拥挤在“拟西方化”的独木之上，好不容易挣脱传统枷锁的束缚，却又跳入另一个悖论无法自拔。

　　那些在“全盘西化”的艺术立场之上的方案和理论，不是不接地气，就是食洋不化，徒具华丽的表征而丧失了其应有的功能，或形成一种时尚文化飘浮在各种媒介之上，或弥散和停滞在高大上的学术报告厅中，或塞进了落满灰尘的卷宗里。若说有些功效，那便是成了许多理论家“装潢门面”和“打嘴仗”的资本和依据。我们能期待这样的方案和理论指明与定位水墨画发展的路径和坐标吗?

　　满脑子西方这个“主义”、那个“表现”的画家们，其艺术实践则是与传统水墨画的历史性切割。在那里，笔墨只是一种绘画的材质。传统水墨画注重和强调的气韵、书写性、笔墨意趣等精要，在“一路向西”的道路上删除殆尽，而水墨画所具有的民族性徽征也自此消失。新样态的作品倒是新颖夺目，却徒具形式，缺乏值得低首回味的东西，很快便会让人显现出“审美疲劳”的症状。如果我们历经百年的维新仅仅是为了片刻的夺目，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艺术绝不会是反映我们当今时代、具有恒久性价值的。这正是现代水墨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虽以多样态的方式呈现在历史层面，我们却叫不出几位画家名号、留存不住几件作品的原因。而时下已显疲态的现代水墨画及同质化现象的加剧，更加速了它们速朽的进程。绚烂之后的暮色，在伴随着初放的惊艳和消退的质疑声中化作了脚下的淤泥，并以春来秋去的方式不断地机械轮回。难道水墨画的维新还要期待下一个百年吗?

　　西方理论与水墨画民族性特质的冲突，导致评价体系无法建立或模棱两可，为一些自恋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们要么以“现代”的名义陶醉在自行编制的梦境里自娱自乐，要么是与资本勾肩搭背、无所顾及地玩弄着水墨游戏。这些足以让我们历经百年艰辛筑起的地基瞬间夷为平地，不仅挫伤了大家实现水墨画再造的信心，也让意识苏醒的水墨画家萌生了重归老路的意念，更为习惯靠吸吮老祖宗羹汤的画家制造了新的兴奋点。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重新审视和改变时下“现代”水墨画的策略和方法呢?

　　遗憾的是，那些固守“一路向西”理念的现代水墨画家却不能审时度势，依旧重复着以曾经的“现代”方式来续写中国的水墨画史。这不仅暴露了他们艺术视域的狭隘和局限，也显现出他们缺失“中国话”艺术表达能力的短板，更反证了“一路向西”的“现代”水墨画的无能为力。而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与民族文化自我觉醒能力的不断提高，强大的外在因素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吞噬了现代水墨画持续生长的条件、助力和空间。所以，速朽是其命理，重构便成为历史的必然。回归中国文化语境的“再中国化”，成了重构水墨画的必由之路。这既是一种价值抉择，也是针对时下现代水墨画现状的方法论，更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我们每位艺术家的责任和使命!

　　具体地讲，就是以自身的历史文脉、文化属性和水墨画独有的审美表达，来重新确立和定位现代水墨画的坐标与路径，从而获取创新、重构的资源和力量，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获得续命和生长的空间，将时下“一路向西”的现代水墨画拉回到发扬中国文化的道路上来。这种回归不是重走老路，而是艺术家在全面审视和尽情感知“外面世界”后，对域外(不只是西方)文化的精华与传统水墨画之精要的有机融合。

　　首先，要以伸张自我的文化价值作为水墨画的精神依归，变更时下现代水墨画拟西方意识形态的底色为“拿来主义”，构建与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他族群相融共生的理论和评价体系;再次，从本土的实践经验出发，突显“中国性”的艺术表达方式，汲取现代水墨画的有益经验，“拿来”域外优秀绘画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手法，探索并建构起具有“中国性”的艺术新形态，锻造出民族艺术身份的新徽征。

　　总之，现代水墨画的“再中国化”之路，是以凸显“中国性”为依归，以改革积弊为出发点，以借鉴和融合为手段的重构自我之路，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我们每位艺术从业者“像一群忘乎自我、壮烈牺牲的战士，就不存在攻不破的堡垒”(康定斯基语)。

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黄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