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以及市场商业话语权控制下，艺术批评领域越来越自话自说，镶着金边光环的批评家，早已成为一个领域出现困境的市场化。艺术批评的市场化会不会损害学术的独立性和纯粹性？真正有独立精神的批评家，是根本不屑于去为那些低水平艺术家写吹捧文章的，而那些为艺术家写吹捧文章的所谓评论家，靠吹捧文章获得丰厚报酬。当然不能指望他去写真正独立的批评文章。艺术术批评的市场化始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 1992年，由水天中、郎绍君、贾方舟等30余位美术批评家在北京集会，就维护批评家智力劳务权益达成共识，并订立“公约”，明确提出应邀撰写评介文稿要付报酬，稿酬标准为每千字300元至800元。此“公约”在《江苏画刊》一经刊出即引起美术书法界广泛争论，后书法界亦有部分人士竞相仿效之。这个“公约”被认为是艺术批评市场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如果想改变整个社会的艺术评判机制，必须要在体制和机制上入手，改革中国美术的展览评审机制和学术选拔机制。引入美术馆、博物馆独立的专家或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机制，建立科学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学术评价机制，而且这个专家评审委员会应尽可能的区别于官方的艺术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机制的引入，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博物馆、美术馆馆长对艺术评选的行政权力干预。这样，就拓宽了中国美术的一元化展览评审机制，引入多元的竞争性学术评价机制，扩大艺术和艺术家的选拔进入渠道，使得更多的艺术家能够在不同层面体现出其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这样，艺术家就能获得其更为宽裕的经济支撑，也能够有能力支付给批评家丰厚的报酬，也只有这样，中国美术的独立的学术批评机制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市场经济社会，单靠批评家或艺术家的精神自立、批评自律和道德良知来维护艺术批评，那只能是一种愿景，根本还在于学术批评体制和制度的构建，只有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艺术家或批评家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支撑，才有可能使得学术和艺术独立。官方的展览之所以屡遭抨击和质疑，就是因其无视学术和艺术规则，展览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学术与行政不分，行政管理与学术评审不分。

很多官方的展览中，尽管也有监审委这样的临时组织，但所谓的监审委，仍然是由官方机构的成员组成，而主办方又是官方机构，这样，就成了上级监督下级，自己监督自己，这样的内部监督和垂直监督变得毫无意义。所谓的监督，应该是平行监督，即必须要构成对既有权力的制约力量，这样才能形成监督机制，否则所有监督都是空谈。当然监督机制的缺乏，也是导致许多官方或准官方艺术展览学术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艺术批评的市场化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经济学问题，即关于市场化的概念厘定。市场化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当今中国的一种主流的经济主张。或者说，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所谓批评的市场化，是指在经济学层面，将批评看作是一种平等的市场交换，但这种市场交换并不是一种功利主义的交易。交易是带有功利性质的，而交换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批评的市场化，就是要将这种批评与被批评置于平等的市场原则之下，至于评论者与被评论者之间如何报酬、报酬多少，这都可以交给市场去处理。如果评论家开价高了，那么，艺术家可以不答应，如果艺术家开价低了，那么评论家可以不答应。完全可以自愿平等甚至是公开协商。这种平等交换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协商、契约和法制原则，而不是由单纯的一方说了算。有人怕因为批评一旦市场化，批评就庸俗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真正的批评家，不会为了一点点小钱财而出卖自己的名誉，真正的批评家和文人都会为了爱惜自己的羽毛。尽管文人也有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但和自己的名誉比起来，那还是次要的。很多人一谈到市场化就简单地将其与商业化、赢利化或者是暴利化等同。这是完全错误的。市场化的本质是自由竞争，其终极目的就是以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市场的自由选择和竞争性需求是市场化的根本特征，但市场化不等于商业化，商业化是以纯粹赢利为目的，反之，市场化未必就是以赢利为目的。市场化的选择并不一定要赢利，而赢利的和商业的也未必就是市场化的选择，很多具有垄断特征和高度行政管制特征的大多反而是具有高度赢利和商业目的的。

真正具有公益和公共性质的可以选择市场化的配置方式，如现在的医疗、教育、住房等，选择市场化配置恰恰是为了打破高度的行政垄断，引入竞争性机制，而这恰恰是为了祛除其暴利性质。批评的市场化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红包评论、评论收费问题。当今中国，就市场学原则来说，如果将批评家卖评论作为卖方市场，艺术家买评论文章作为买方市场，那么，中国艺术界理论上当是处于绝对的卖方市场。为什么？因为就写评论文章而言，批评家一般不会主动给艺术家写评论文章，大量评论文章的产生，都是由艺术家主动要求写的，所以，批评家一方理当有权进行报酬的索取与谈判。

中国艺术界所呈现的现实恰恰相反，处于卖方市场的批评家却并没有任何谈判的权利，也就是说，在实质上是处于买方市场，要不要给报酬、报酬多少、文章质量评定，基本都是由作为买方的艺术家说了算。这就是中国艺术批评市场中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错位。这种错位实际上是伤害了真正的批评和批评家。批评的市场化与批评的学术价值取向是并不矛盾和冲突的。而且，评论家向艺术家收取报酬，这实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了许多无艺术实力、无学术水准、无经济条件的艺术家，而评论家无偿撰写评介文章，实质上是催生了大量劣质书法作品和劣质评论文章的出现，这恰恰是一种反学术化的倾向。批评的低劣化和庸俗化的产生，根本上说，并不是由于批评的市场化所导致的。没有批评的市场化，批评照样会走向庸俗。这个关系一定要弄清。如果想改变整个社会的艺术评判机制，必须要在体制和机制上入手，改革中国美术的展览评审机制和学术选拔机制。引入美术馆、博物馆独立的专家或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机制，建立科学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学术评价机制，而且这个专家评审委员会应尽可能的区别于官方的艺术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机制的引入，可以一定程度上削弱博物馆、美术馆馆长对艺术评选的行政权力干预。这样，就拓宽了中国美术的一元化展览评审机制，引入多元的竞争性学术评价机制，扩大艺术和艺术家的选拔进入渠道，使得更多的艺术家能够在不同层面体现出其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这样，艺术家就能获得其更为宽裕的经济支撑，也能够有能力支付给批评家丰厚的报酬，也只有这样，中国美术的独立的学术批评机制才能有效地建立起来。

市场经济社会，单靠批评家或艺术家的精神自立、批评自律和道德良知来维护艺术批评，那只能是一种愿景，根本还在于学术批评体制和制度的构建，只有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艺术家或批评家获得了独立的经济支撑，才有可能使得学术和艺术独立。除此之外，独立批评体制的构建，尚需引入健全的艺术基金会制度。国外优秀的艺术基金会制度，为中国的艺术与学术评价体制树立了典范。一般而言，国外的艺术基金会，无论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无论是政府支持还是纯民间性质的，其对艺术家的遴选都有一套严格的学术程序，基金会的介入只是资金的介入，但学术运作是独立的。学术与资本的分离是西方艺术基金会、美术馆策展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那么这种体制实际上对于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来说，就是相当有裨益作用的。这些艺术基金会的运作，都有一套公开、透明、严格的学术评选程序，而且其运作形成了组织化、制度化和稳定性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其所资助的，往往并不是主流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当然更不是官方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而是现在还处于相对非主流地位、但又有巨大挖掘潜力的艺术家和批评家。这为艺术评审和展览评审提供了良好的制度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