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美国来说，在欧洲，私人捐赠在赞助艺术方面常常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对此，美国人也许会觉得迷惑不解，因为欧洲国家支持艺术的形式是以国家直接拨款为主的。许多年以来，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个原因的解释便在于税法的不同。他们大致上认为在欧洲，慈善捐赠或是不可扣除的，或是在某种苛刻的限定条件之下的扣除。但是有的研究者发现：就欧洲以及加拿大的税法来说，它们的税务规则并非是不利于捐赠的，换言之，它们的税法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捐赠的。

总的来说，导致欧洲个人对艺术博物馆的捐赠所占份额低的原因在于欧洲的传统。在过去，主要的欧洲的文化艺术机构属于皇室并从那里获得稳固的支持；即便不属于皇室，也属于贵族或者强有力的赞助人。在19、20世纪，这些责任转移到共和政府以及自治政府上面。市民个人意识到政府作为艺术机构的赞助者，他们作为纳税人则负担费用，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去进行捐赠。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位富有的艺术收藏者不会向国立的或地方的艺术博物馆捐赠有价值的艺术作品。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艺术和文化机构的私人的慈善性捐赠的基础广泛的传统从未在欧洲得以充分的发展。

但是有时这种一贯的政府拨款的政策也会进行改进。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过长期的预算扩展时段以后，大部分的欧洲国家正在尽力缩减其对于艺术的支持力度。它们或者减少对于艺术的拨款，或者将其支持调整在它们所习惯的步速上。

于是，自然而然地，便形成了两个派别——支持美国的私人捐赠机制以及欧洲的政府支持体系。从哲学上来说，那些支持欧陆系统的人们认为艺术与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以及遗产，政府的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从实践上考虑，政府的直接拨款相对于私人捐赠而言可以为一个长远的计划提供一个持续、稳定的保障。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直接支持可以把文化艺术机构的运营从一种依赖于市场的风险当中解救出来。但是那些支持美国艺术捐赠机制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大致上排斥过多的政府直接支持。他们认同一种以个人捐赠为主的混合机制，这种机制有如下的欧洲体系所不具有的优势：首先，这种以私人捐赠为主的混合机制可以使得艺术博物馆这样的艺术机构的财政支持来源多元化，它具有欧洲单一支持模式下的灵活性和适应力，避免了欧洲体系下的那种政府财政一度处于危机情况下的这些机构的混乱状况。其次，毫无疑问地，这种多元化的体系避免了政府对于艺术政策的过多干预。一个建立在私人捐赠机制为主的体系的基础之上的艺术机构在发展上拥有欧洲国家所没有的给为自由的空间以及维度。再次，因为它们依赖于私人的捐赠者，所以美国的艺术机构可以培养捐赠人的注意力、理解力以及善意，从长远来看，这无疑会加强私人捐赠的连续性，而这是欧陆国家的艺术博物馆体系中所缺乏的。

总的来说，尽管美国的艺术博物馆存在着由于大量的私人捐赠所引发的藏品删减问题，私人捐赠机制仍然是一种发展完善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