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构架之中的构架：作为文化制造物的艺术博物馆》（Frames within Frames: Art Museum as Cultural Artifact）这本著作当中，苏珊·奥伯哈特（Suzanne Oberhardt）认为：从内部来看，博物馆把自己看得微不足道，而成为一个可见的为艺术或者人工制品构架，它似乎仅仅是去储藏、保存及展示它们。认识到那个机构本身产生意义，我们需要去拓宽我们的重点，为的是看到关于它的内容以及我们的感受的活跃的构架。甚至更为进一步回到以前，我们能够确定更大的文化架构，在其中博物馆本身以一种通俗的话语扮演角色，而奥伯哈特提出了一种新的、他者的、批判的空间，通过它我们能够批判性地与关于那种特殊的关于现代性的产物——博物馆的诸种历史与可能性产生共鸣。

创造了一个四个边框的建立在对角线地从世俗走向神圣的轴心的基础之上模型，奥伯哈特将第一个近距离的架构当作是一个崇拜艺术史模型的架构，在其中博物馆既将艺术置于与日常生活不同神圣的一边，也作为一种道德权威。它的第一个对立的构架就是新博物馆学（New Museology），这是一个就博物馆作为机构以及意识形态的政治批判，被置于殖民的或者帝国的诸种历史当中，这些历史是关于就国家、种族以及性别的现代性解释的。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个新的学科（常常被称为博物馆研究）转换了关注点，从对于绘画的艺术史崇拜的视为典范的模型，到对于社会公共机构以及表述的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在这种表述当中关于展现的计划以及观者的训练创造出了一个教育学的文本：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所称的“展览复杂性”。第三个架构“不是通过由艺术博物馆所展示的文本详细审视艺术博物馆的话语的，而是通过艺术博物馆本身如何在当代社会中被展示和谈论来实现的。”在这里学院的声音和它的自我或反对陈述褪色成为一幅更大的画作，在其中没有什么是构成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