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一君常用的印章中，有两枚不同印章的印面文字都是“心为书画”，《李一楮墨编》中还有一件颇有谐趣的草书，也是写的“书为心画”，可见李一对此四字之心契。我认为，李一的楮墨可以用“书为心画”来概括，虽然我认为“心画”并非是指书法，而是指书面的文辞、语言。

　　扬雄在《法言·问神》中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里“言”与“声”对举，“心声”与“心画”并提，前者讲作为声音的语言，后者讲作为文字的语言，都是讲的表达心志的“言”。在讲这段文字之前，扬雄还有“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的话，通览扬雄之文便会明白地看出，他所讲的“心画”是“达其言”的“言”。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并非“图画”。“心画”就是心“迹”、心志，人的心志只有语言的“言”才能清晰明确地表达，描摹物象的“画”无法明确具体地“达其言”，因而也无法“达其心”。人们对“心画”的错误理解主要在于把单个的汉字视为一幅幅“画”，殊不知汉字也是文字符号，是经过抽象的符号。汉字不是通过单个的字“形”“达其心”，而是通过将一个个汉字按以语法的规定连缀起来组合成“言”以“达其心”。李一的楮墨，多是这种以“书”汉字“达其言”“达其心”的作品。

　　《李一楮墨编》中收录了不少为实用而书写的字迹。他在《后记》中说：“集子的作品缺少纯粹性，多为‘用’而书，如为搞理论研究抄写的画论，平时写文章的草稿，与亲友的信函，自己的日记及顺手写出的打油诗等。”这样的楮墨编与时下许多书法作品集相比有些“另类”，但与各种中国书法史著作中所论列的各种古代书迹相比，则是“同类”。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那些被称为经典的法书、名碑及其他各类书迹，林林总总，形态万千，或庄重或活泼，或古拙或妍美，有多少是不为实用而书写镌刻的呢?无论是甲骨、青铜、锦帛、石刻文字还是纸书文字，我们很少能找到纯粹是为显示文字的美而书刻的篇章，这些书法“作品”绝大多数为实用，为显示既定的文字内容而书刻，这是与当今为“展览”而书写、为显示字体形态的美而进行“书法艺术创作”的书迹是有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以显示特定的文字内容为目的，书写是手段，“书法”是文字的“载体”;而后者是以显示字体形态的美为目的，书写文字是手段，文字是“书法”的“载体”。前者与后者的目的与手段互相颠倒。文字是为使用而创造，不书写、不显示的文字是不存在的。记事记人，歌功颂德，示知请安，论学谈艺，著书立说等等，文字的功能要发挥，就离不开“书”。“书”是人类思维的书面表达，人类情感的书面表达。中国古代的文人以“舞文弄墨”体现其生命的价值，进行文化创造活动，“弄墨”就表现为“舞文”的手段。李一有一首打油诗：“曾写废纸三千卷，不过业馀一书家。借此联谊与养性，茶后走笔复友札。”诗写得颇有趣味，但有两点不确、不准：一是为“用”的书写并非废纸，哪怕是一张示知的便条;二是从实际看作者为“用”的书迹决不限于“联谊与养性”。作者那多首感念追怀母亲的诗作，情深意切;日记中为父买药、修理拐杖的记录，禀告老父国庆假日返里接老人来京的信札，短短数字或数语，见出儿子对父亲大人的恭谨与孝敬;述怀诗中那“往者不再来，已入不惑年”、“壮志总被杂志磨”的人生感叹，均是缘情而结句，有感而挥翰;《还是不“炒”为好》等杂感文章手稿等，更是缘事而发，为时而“书”。作者抄录古人论画之语，缘于心契其义，心领神会。人们每每赞扬二王的手札和苏黄的诗文手稿、题跋等书迹的自然、率意、朴拙是因为这些实用书迹不是刻意“制作”出来的，不是为斗技炫艺而书，不是摆个架子，做个样子给人看。“无意于书书乃佳”，这个朴素的真理广泛地体现在古人和今人的书迹中。由此我们想到一些“书家”染纸、剪笔毫，纸张撕烂再拼接，故意蘸饱墨以在宣纸濡染成墨团，故意写漏字写错字然后再补书或画一个潇洒大圈(似学王右军之《兰亭叙》、颜真卿之《祭侄稿》)等，初有人做，人们感到新奇，但做的多了，那“不经意”的刻意被人看出，就顿失真诚与真趣，因为这是伪自然，伪潇洒，是“伪自由书”。也有书家错误地理解“书画同源”“书画一理”的命题和汉字的所谓“象形”理论，不断“创作”出比猫画虎、如鸟如虫、像风似雨的“书法作品”，将书画混同，背离了汉字本身的规定性，是对“书为心画”的错误理解。“书”出来的“心画”是由文字组成的“语言”，而不是由点画、线条构成“图画”。文字的缀合书写服从于语言，而绘画的创作则是摹拟和参照物象。作“画”何必要借助作为抽象符号的文字呢?以字作画，徒增拘限，不伦不类，既便作出画虎类猫的“书法”，又何能“达其言”、“达其心”呢?

　　当然，这里强调书迹中文字的意义，重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的世界”，并不否认汉字字形的美。任何文字都是形、音、义的统一，汉字字形本身就具有科学性与艺术性，因此汉字的“形”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和艺术价值。这里谈它相对独立而并非完全独立，是因为汉字经过书法家具有艺术性的造“形”，其“义”并不消失和隐退，并且顽强地显示其表达意义的功能。这为书法具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价值提供了前提条件(单就书法的审美价值来说，不仅汉字的“形”具有审美价值，汉字的“义”也具有审美价值，只是前者是外显的，视觉的，后者则是内隐的，理智的，想象的)。一个真正的书家总是既重视汉字的“形”的审美创造，同时又重视汉字意义的表达，以追求书法的最大功能与价值。

　　具有审美价值的汉字造“形”是一种高超的技艺，中国的书家、文人往往经过一生不断地学习，在“用”中学，在学中用，以求悟其中的精妙与奥妙，掌握这种独特的造“形”方法与技巧。李一深谙学书之理，自幼至今，临帖仿碑，博习古今名家书迹。他踏踏实实，不走捷径，不希图靠几下子花拳绣腿再伴随几声呐喊而一跃成名。他临汉碑、汉简，习章草，写小楷，都肯下真功夫、硬功夫。八十年代前期他在大学读书时就曾获大学生书法奖，那时他临二王，并习沈尹默的墨迹，作品工稳秀雅，小楷端庄而有情致。在各种字体书体中，章草是难识难学的。这种字体变化多端，学习者需熟记章草字符，进而掌握其独特的点画与结体之法。李一的章草，是他多年修习与操练的结果。他的章草流畅而又凝重，时露谐趣而不流于怪诞，甚为难能。

　　李一自孔子故乡来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中国美术史，获博士学位后又作期刊编辑工作，加之承担科研项目、编辑工作、研究工作和其他一些社会工作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李一坚持既“舞文”，又“弄墨”，他说这是自己生活的基本状态。李一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诸多重要成果，而且书艺日进，书艺日精，他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不断有人讲学问与书艺的相互促进，乍听很有道理，其实并不合事实。治学需要理论思考，需要爬梳资料，排比归纳，抽象思维，而学书则需要在不断的书写实践中掌握各种字体的点画、结体、章法特点与濡墨运笔的规律。前者重在思，后者重在行。前者重理性，后者重感性。治学与治艺分为两途，各有其规律。专心治学无法有效地提高书艺，专心习书也难以带动学问的增长。所以学问家未必是书家，书家也未必是学问家。沈鹏先生在为《李一楮墨编》所写的序中说：“研究与创造虽然从属一个主体，在他身上可以并进，互为补充，但不是一回事。研究工作做得多了，思维在形而上的问题上面，会挤去创作时间，竟至冲淡创作意识。”此论甚确。从实际上看，治学与治艺往往是相互排斥的，例如在时间上就往往冲突。如果一个人既是学问家，又是书法家，那么这并非治学带动了治艺或治艺带动了治学，而是他克服了二者的矛盾，在治学与治艺两个方面都作出了相应的努力，是两手都“硬”的结果。李一就是这样一位既“舞文”、又“弄墨”，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个方面都不断向前进的学者与书家。

　　李一君正值盛年，基础扎实，又精力充沛，靠他的勤奋与机敏，相信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原载《中华文化画报》2002年第5期)

　　                                   刘守安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院长 博士生导师

作者：刘守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