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间2011年11月17日下午6点，美国雪城威尔豪斯美术馆举办了“邓国源”

　　个人展览的开幕式，此次展览从2011年11月17日持续到2012年2月18日，共展出39幅纸上作品和一组装置，这是继今年1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奈尔斯梅克美术馆开始至新伦敦城普尔文森艺术中心的美国个人巡展的第三站。受美国雪城艺术大学之邀，于2011年11月19日下午18点在马斯维尔报告厅做了关于追问自然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艺术学院的教授和同学们：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会避开谈论自己的作品，因为在我看来艺术作品一旦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是独立于作者的存在，对它的读解完全应该是见仁见智的，哪怕是误读也是对它的一种丰富。我担心我的文字会影响了大家的观看。与其期待大家接受作者的“解释”，我倒是更希望听到更多的人关于这些作品的批评，那对我而言才是最有意义的。

　　在这里，或许我需要对于我们这代艺术家成长的生涯背景略作回顾：从大的方面说，近一百年来西方先进的技术文明对我们构成了极大的冲撞，文化这本该按自身逻辑演进的部分也无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宗教、社会思潮纷纷涌入，古老的中华文明和文化传统一度成为了“落后”和“腐朽”的代名词;就我个人而言，大学期间我的专业是油画，西方绘画从古典主义到印象派的风格技巧，都令我心醉神迷。而我所在的天津市传统文化气息非常浓厚，天津博物馆馆藏颇丰，范宽的《雪景寒林图》、董其昌的《芳树遥峰图》等中国绘画史上的名作就藏于该馆。由此这类画作也是我成长环境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从小就是从对于这些古画的观看、临摹和学习当中去感受我们的艺术世界的。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中国传统水墨作品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曾在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五个重要的美国城市展出，1963到1964年间，高居翰博士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美术史资料库。美国的朋友们可以从这个资料库方便地了解到，山水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而传统文人士大夫的“出世”观是山水画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所谓退隐山林、寄情山水常常是政治际遇不顺畅的文人士大夫的选择。即便不能举步登临优游遣兴、也渴望悬一山水图轴尽游观之乐。“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成为官僚士绅庶族地主和文人学士的时尚。我们今天的自然一词彼时模糊为诗情画意。但在传统哲学中，自然就是人类生存的依据，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作为人生哲学和美学的最高境界，影响绵延至今。

　　可以说从大学到毕业多年以后，传统与当代、东方与西方、人与艺术与自然等问题常常让我陷入其中也始终是我动手工作的主要动因。

　　2004年我开始准备赴德国的个展《距离》。我把它看作是自己艺术道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那时我已经毕业并在天津美术学院任教多年，从90年代初旅欧游学，全面地接触西方的当代绘画，我的创作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诸多短时间内密集向我涌来的问题亦多数被消化。“距离”成了一个合适的切入问题的角度，找到了这个“距离”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纵横坐标中找到了某个合适的位置，在这里存在的追问诗意地栖居。

　　艺术必须面对传统和自然。没有对传统的继承就没有文化的延续，没有对自然的理解就没有画面的具体呈现。人与自然、传统之间的距离成为了艺术创作方法论的关键。科学客观的观察方式，可以有效的逼近自然。与自然的距离近了便有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对光与色的进一步探讨就出现了印象派;寄情山水、借景写情的创作观使中国传统山水的水墨意向得以发展;和自然的距离继续拉大，仅抽取或强化其中的某一项元素入画便是所谓抽象。

　　今天的艺术必须面对今天的问题(包括自然的、社会的、乃至整个人类的)，这是无从回避的。20世纪初开始，艺术家和思想家一道，共同探讨了科技技术的进步对整个世界的改造与破坏。伴随工业、后工业文明的进程，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张。波兰诗人米沃什说：如果你热爱自然你就要热爱竞争，因为竞争是大自然在人类社会延伸的部分。”

　　然而于我而言，诗意正在消失。当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再如古人退隐山林、结庐清谈。作为艺术家我需要以视觉的方式呈现我的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我关注的问题。在艺术创作当中，其实我试图以不同的表达方式“探讨”同一个问题，区别仅仅是“语气”、“语速”、“音量质感”的不同。

　　我的水墨作品采用传统的笔墨工具，在光线、色彩、空间结构等几个方面展开。思考是理性的，制作过程却是感性占主导。

　　装置艺术的传达则更加直接，对现成品的挪用组合，产生新的意向。以物质作为语词同时释放物质自身的表达。

　　装置艺术是对传统表现形式的极端反叛，自从1910年杜尚展示它惊世骇俗的现成品以来，装置艺术已经过了整整100年。它以反艺术、反传统、反美学的绝然姿态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艺术史的书写。美国艺术批评家约翰•拉塞尔是这样解读杜尚的：“他创作现成品作品时目的在于，与那种依靠作品的优美和情感联想的作品彻底决裂。”“一件作品并不是供人观看的，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让人思考的东西”。杜尚对传统的揶揄和反讽，转而成为传统的一部分，并丰富和深化了传统，这也许是他自己也始料未及的。

　　中国的装置艺术与上世纪80年代起步，经历了生硬粗糙、简单模仿的阶段以后，逐步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徐冰、蔡国强等艺术家的作品在欧美各国被普遍接受。

　　正是装置艺术特有的直呈、悬置等语言特征，更适合我对自然、社会、文化诸问题的探讨。我从2009年开始创作《以形而上的方式诞生》，在我的作品中，审美的不断推演得到这样的表达：极端的美让人不安。今天，人类疯狂的行为所造就的局面同样的让我们不安。让观者阅读作品并直面问题本身是我希望达到的。自然所拥有的自由被侵犯，而人使这种侵犯变得显而易见。在呈现了人对自然进行干预的同时进行了批判，我采取了反对任何过于草率的自然观念的立场，因为我发现自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徘徊在危险的边缘，它们为了继续生存而极力挣扎。

　　从最初天性里对艺术的热爱、信手涂抹;到成年以后决心以此为手段来连接自身与世界;至此，我深刻的感到“艺术”“艺术家”已不是我出发时的概念，我们也许都无法再找寻来路。

　　时间不会停止，一切都在继续。艺术作品虽不能为后工业的负面效应提供合理解决的答案，但至少可以以艺术的方式提出问题，让更多的人直面问题，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失望中寻求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