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家门前的大集市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每到赶集时，熙熙攘攘的人群人潮如涌。冬天里的东北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大声地说话，嘴里吐着白气，象很多企鹅，在茫茫的白雪地里蠕动。那里的人们憨厚朴实且小农意识。我十岁开始学画，每次都要做通勤火车去少年宫。很少有人能象我体会火车上“拥挤”的感觉。人常觉缺衣少食，但从没觉得缺少空气。我常常被挤在大人的腋下喘不出气。真正体会到空气的可贵。八十年代如蝗虫般拥挤的火车站给我留下噩梦般的记忆。人群和有人群的场景在那时成为我最早表现的直观因素，我对“一群的”或“一个场面”的场景性和叙事性很感兴趣，也很敏感。

　　1997年-1999年我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首都北京的繁华景象深深感染了我。匆匆过往的人群和盲目的快餐文化让我看到了当今消费时代的真实写照。由于我对这一切的误读颇具“农民进城式”的好奇，反而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这一时期我主要作了《丽都》、《人间万象》等系列作品，发挥了场景雕塑的特点，以叙事和讲述的方式表现一个又一个的情节，每一个情节的后面又都影射了消费时代的物欲横流,空前杂乱和浮躁，以及长期处于性压抑和性封闭的中国社会的突然开放，造成的人们对性的过度宣泄和过度放纵。这个系列我做了大概4，5年。

　　那一系列作品，其实很西方情调。还没能真正从自己文化的根里找出问题。只是借西方的语言说中国的事。另外，我以前作品中的情节，做到后来很多都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编造，即大家都知道现在世道很乱、很淫荡，我只要想当然地做出这乱和淫荡的场面就可以了。这就降低了对问题的质疑和深入探究的可能性，太简单了。艺术不是差不多就行，它必须有种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我时常觉得艺术是一种病，就像吸毒上瘾一样，你离不开它，所以要不断地追索它。在这个不断追索的过程中，便会有新的意义建构起来。只有新，才有可能是自己的，所有旧的，都是别人的。

　　这一时期，我的作品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向，更多的是从外面转到里面，从对社会感性直觉的认识转向更加理性的对我们的文化问题本身的思考。这种思考，来自时常缠绕我的解不开的问题。从儿时教育就给我们树立了若干英雄形象，可我内心为什么对坏人做的事如此迷恋?我知道西门庆是坏人，但总忍不住品味他设计圈套，使潘金莲被诱奸就范的快感。同时更无法相信，武松如此茁壮健康的身躯怎么对美丽嫂子的诱惑无动于衷?还有象在大学时就看的电影“美国往事”，那个善恶难分的主人公“面条”狠命强奸他的同伙犯女贼的镜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诸如这些病，我都作了深入的思考。2004年以后，我制作了《武松杀嫂》、《美国往事》、《民间传说——井》、《诱僧》、《包皮手术》、《转世》等作品。

　　我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我认为现实和思想永远存在着距离，这种距离之间唯一可以穿越的，那便是艺术，艺术是一叶扁舟，载我到遥远的彼岸，一个离奇的，不可知的世界。

　　艺术品是在过程只产生的。